书法简史：为何汉字的书写，能成为一门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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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解释

甲骨文（jiǎzgǔwén）

商周时期用于占卜记事而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文字，又称“契文”“甲骨卜辞”“殷墟文字”，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文字，距今有三千多年。甲骨文最初出土于河南安阳的小屯村殷墟，一般认为由晚清金石学家王懿荣（1845-1900）于1899年最早发现。商周时期，王室及贵族上自国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如祭祀、气候、收成、征伐、田猎、病患、生育等等，无不向上天卜问，以占卜结果决定行止，占卜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有刻辞的甲骨，会被作为国家档案保存起来。目前已出土的甲骨达十万余片，发现的甲骨文单字约4500个，能认识的约1700字。甲骨文已经有较严密的系统，汉字的“六书”造字法在甲骨文中都有所体现，而且有大批形声字产生。甲骨卜辞也是今天研究商周时期历史的第一手资料。

【引例】

文字之兴，原始于书契。书契之正字为“栔”，许君训为“刻”……“契”者，其同声叚耤字也。……毛公诂“契”为“开”。“开”“刻”义同，是知栔刻又有施之龟甲者。（孙诒让《契文举例·叙》）（文字的起源，原本从刻写开始。刻写的本字写作“栔”，许慎训释“栔”为刻……“契”是“栔”的同音假借字。……毛传训“契”为开，“开”与“刻”意思是一样的，由此知道文字又有刻在龟甲兽骨上的。）

卜辞契于龟骨，其契之精而字之美，每令吾辈数千载后人神往。文字作风且因人因世而异，大抵武丁之世，字多雄浑，帝乙之世，文咸秀丽。（郭沫若《殷契粹编·序》）（占卜之辞刻在龟甲兽骨上，其刻工之精、文字之美，每每令几千年之后的我辈神往。卜辞文字的风格也因人因时而异，大体上说，国王武丁时期，文字大多雄浑，国王帝乙时期，文字都很秀丽。）

金文（jīnwén）

金文是商周时期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是在甲骨文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字。古代青铜器的种类很多，一般分为礼器与乐器两大类，乐器以钟为代表，礼器以鼎为代表，故前人将钟鼎作为古代青铜器的总称，因此金文也称为“钟鼎文”。金文应用的年代起于商代，盛行于周代，下至秦灭六国，计有800多年。据统计，金文有3700多字，其中能认识的字有2420个（据《金文编》），较甲骨文略多。金文的内容多是关于当时祀典、赐命、诏书、征战、围猎、盟约等活动或事件的记录，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引例】

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虽叵复见源流，其详可得略说也。（许慎《说文解字·序》）（各郡与诸侯国也常常在山间河边挖出古鼎彝器，上面铸刻的铭文就是前代的古文，它们的字形都很相似，虽然不能看出文字的流变，但是造字的详情也还大致可以说明。）

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礼记·祭统》）（鼎上面多铸刻铭文，“铭”的意思是给自己留名。给自己留名，实际是为了颂扬祖先的美德，让其堂堂正正地传给后世。）

大篆（dàzhuàn）

汉字发展演变中的一种书体。与“小篆”相对。有广狭两方面含义：狭义专指籀文（先秦刻石书体），以战国时的秦国石鼓文为其典型代表，其特点是笔画凝重，构形多重叠，比金文更为规范、严正；广义指“书同文”之前包括金文、籀文及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刻石文字。秦统一以后为小篆代替。

【引例】

《史籀》十五篇。[自注]周宣王大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时亡六篇矣。（《汉书 艺文志》）（《史籀》一共有十五篇。[班固自注]周宣王时的大史籀创作了《大篆》十五篇，汉光武帝建武年间（25—56）已经亡佚了六篇。）

古籀之亡，不亡于秦，而亡于七国，为其变化古法，各自立异，使后人不能尽识也。（吴大澂《说文古籀补·叙》）（大篆的灭亡，不是灭亡在秦朝，而是灭亡在战国七国时期，因为它改乱了古时的书写方法，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书写形态，致使后来之人难以全都认识。）

小篆（xiǎozhuàn）

由大篆改造而成的一种字体。秦始皇（前259-前210）统一中国后，令丞相李斯（？-前208）等对大篆进行简化，将小篆颁布为官定标准字体。小篆使用圆润整齐的线条，减少了异体字，便于书写和认读，汉代为隶书所取代。小篆字体修长，讲究对称，起笔不露锋毫，收笔自然下垂，笔画曲折度可以随心变化，造成多种古朴而优美的形态，一直为书法家所钟爱，成为中国书法艺术的独特形态。

【引例】

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许慎《说文解字 叙》）（李斯写作的《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写作的《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写作的《博学篇》，都是借鉴最早的大篆体字书《史籀篇》，有的稍稍加以简化和改造，这就是“小篆”。）

唐大历中，李阳冰篆迹殊绝，独冠古今，于是刊定《说文》，修正笔法，学者师慕，篆籀中兴。（《宋史·徐铉传》）（唐大历年间，李阳冰的篆书特别奇妙，独为古今篆体书法之冠。他刊定了许慎的《说文解字》，修正了有些篆字的笔法。学篆书者仰慕而师从他，篆体书法又兴盛起来。）

隶书（lìshū）

汉字发展演变中的一种书体。亦称“隶字”“古书”。隶书由篆书简化演变而成，在笔画方面，它改篆书的圆转为方折；在结体方面，其字形多呈宽扁，横画长而竖画短，讲究“蚕头雁尾”“一波三折”。隶书相传为秦时小吏程邈所创，实际起源于战国，而程邈为这一书体的整理与定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篆书相比，隶书的字形结构趋于简化，书写方式更为便捷。东汉时期普遍使用隶书，使这一书体的发展达到顶峰。魏晋时期也称隶书为“楷书”“正书”，实为似隶而体势多波磔的“八分”。

【引例】

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许慎《说文解字·序》）（这时秦始皇焚烧经书，废除过去的典籍，大规模征发官吏、士卒去服劳役、守边疆，使得官府、牢狱的事务非常繁多，于是产生了隶书，目的是书写简易便捷。）

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汉因行之，独符、印玺、幡信、题署用篆。隶书者，篆之捷也。（《晋书·卫恒传》）（秦代使用篆书，由于奏报的事务繁多，篆书非常难写，于是命令隶人帮助抄写文书，故称之为隶书。汉代沿用这一书体，唯独兵符、玺印、作符节的旗帜以及匾额、楹柱等上面所题的字还使用篆书书写。隶书，是篆书的便捷书写。）

楷书（kǎishū）

汉字发展演变中的一种书体。亦称“正书”“真书”“正楷”。为了减少汉隶的波磔流转，端正草书的散漫无则，方便书写和辨识，书家在隶书的基础上更趋简化，横平竖直，逐渐演化出楷书。楷书笔画平整，结体方正，富有法度，可作楷模，故名“楷书”。它始自汉末，经魏晋时期的探索，到唐代成熟定型，通用至今，长盛不衰。按照时期划分，楷书可分为魏碑和唐楷。魏碑是指魏、晋、南北朝时期流行的，由隶书向楷书发展的过渡书体。唐楷是指唐代逐渐成熟的楷书。这个时期名家辈出，唐初的虞世南（558—638）、欧阳询（557—641）、褚遂良（596—658或659），中唐的颜真卿（708—784），晚唐的柳公权（778—865）等，皆是楷书大家，作品为后世所重，奉为习字楷模。

【引例】

在汉建初有王次仲者，始以隶字作楷法。所谓楷法者，今之正书是也。人既便之，世遂行焉。（《宣和书谱·正书序论》）（东汉建初年间（76—84）有一位叫王次仲的人，开始变化隶书来写作楷书。当时的楷书就是今天所说的正书。人们觉得它书写方便，于是就推行开了。）

[充]善楷书，妙参钟、索，世咸重之。（《晋书·李充传》）（[李充]善于写楷书，他妙悟参透了钟繇、索靖的书法真谛，世人都推重李充的书法。）

草书（cǎoshū）

汉字发展演变中的一种书体。按发展历程可分为草隶、章草、今草、狂草等阶段。它始于汉代，主要是为了书写便捷，提高效率，当时通行的是草隶，后书家损益笔法，逐渐发展为章草。传至汉末，相传张芝（?—约192）摆脱了章草中所保留的隶书形迹，上下字之间的笔势牵连相通，并省减偏旁、相互假借，形成为今草（即今天俗称的草书）。发展到唐代，张旭、怀素（725-785，一说737-799）等草书大家相继产生，他们抒发性情、解放怀抱，将草书写得更为自由纵放，笔势绵延环绕，章法跌宕起伏，结字大胆奇诡，形态变化多端，成为“狂草”。后人又称狂草为“大草”，称今草为“小草”。

【引例】

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从前张旭善于写草书，无心于其他技艺。遇有欣喜、愤怒、窘迫、困穷，忧伤、悲愤、愉悦、怨恨、思慕、大醉、无聊、不平等，每有心动，都会通过草书发泄出来。）

张丞相好草书而不工。当时流辈皆讥笑之，丞相自若也。一日得句，索笔疾书，满纸龙蛇飞动，使侄录之。当波险处，侄罔然而止，执所书问曰：“此何字也？”丞相熟视久之，亦自不识，诟其侄曰：“胡不早问？致予忘之！”（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九）（张[商英]丞相喜欢写草书，但是很不精通。当时的人都讥笑他，他却不以为意。一天，他忽然得到佳句，赶忙索要笔墨奋笔疾书，写了满纸，字迹龙飞凤舞。他让侄儿把诗句抄录出来。侄儿抄到笔画怪异的地方，感到疑惑，便停下笔来，拿着丞相所写的字向他询问是什么字。张丞相反复辨认了很久，也没认出来自己写的是什么字，于是就责骂侄儿说：“你怎么不早一点儿问我，以致我也忘了写的是什么！）

行书（xíngshū）

介于草书和楷书之间的一种书法艺术形态。它保留了隶书的基本结构，以自然连笔、书写流畅便捷、容易辨识为主要特征。一般认为行书起源于东汉刘德升，盛行于魏晋。行书有“行进”和“行云流水”的意思，它没有固定的形态和写法，不属于一种独立的字体，适合于任何书写工具，不同人的书写各有特色。东晋王羲之（303—361，一作307—365，又作321—379）的《兰亭集序》、颜真卿（708—784）的《祭侄季明文稿》、苏轼（1037—1101）的《寒食帖》是三大行书法帖典范，风格鲜明，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

【引例】

行书者，后汉颍川刘德升所作也。即正书之小伪（é），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谓之“行书”。（张怀瓘《书断》卷上）（行书，是后汉颍川郡的刘德升创造的书写方法。也就是对楷书稍加改变，致力于简单方便，时不时像流水一样行进，所以叫做“行书”。）

所谓“行”者，即真书之少纵略，后简易相间而行，如云行水流，秾纤间出。非真非草，离方遁圆，乃楷隶之捷也。（宋曹《书法约言》）（所谓行书，就是在楷书基础上稍稍自由简略一些，其后简省笔画，不时出现连笔而行，如行云流水一样，笔道粗细相间。它既不是楷书也不是草书，字形既不方也不圆，是楷书和隶书基础上的一种快捷书体。）

书道（shūdào）

指通过书法创作追求身心合一进而体悟宇宙与生命真谛的艺术境界。受孔子（前551—前479）“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思想影响，尤其是庄子（前369？—前286）“技进乎道”的美学精神导引，书家对书法有更高的艺术追求，希望超越书法的形式与技艺，达到“道”的境界。因唐代书家重视书写的笔法、技法，故改称“书法”。“书法”是“书道”的初级阶段，属于技法的、有形的、“形而下”的范畴；“书道”是“书法”的最高阶段，属于普遍的、抽象的、“形而上”的范畴。“书道”这一术语后来传至日本，被赋予了更多修身、养性、悟道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又影响了中国近现代书法艺术的发展。

【引例】

唐中叶以后，书道下衰之际，故弗多得云。（黄伯思《东观余论·跋叚（xiá）柯古靖居寺碑后》）（唐代中期之后，书道开始走向衰落，故而上乘书作不可多得。）

隶书生于篆书，而实是篆之不肖子，何也？篆书一画、一直、一钩、一点，皆有义理，所谓指事、象形、谐声、会意、转注、假借是也，故谓之“六书”。隶既变圆为方，改弦易辙，全违父法，是六书之道由隶而绝。（钱泳《履园丛话·书学》）（隶书由篆书生发出来，实际上是篆书的不肖之子，为什么这么说呢？篆书的一画、一直、一钩、一点，都蕴藏着义理规律，即通常所说的指事、象形、谐声、会意、转注、假借，故而称之为“六书”。隶书将篆书圆润的书写形态变为方正，全然改变篆书的结构规律，违背了篆书的造字方法，所以六书所蕴含的造字规律由隶书而开始断绝了。）

书者，散也（shū zhě，sǎn yě）

写好书法，先要抒放情性、摒除一切杂念。是东汉著名书法家蔡邕（133—192）在《笔论》中提出的书法观念。它论述了书法艺术抒发主体情怀的创作心态，强调书家在创作时应先抒放情性、排除一切牵累与功利之心，并将其视为决定书法作品成功与否的关键要素。

【引例】

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若迫于事，虽中山兔豪不能佳也。（蔡邕《笔论》，见陈思《书苑菁华》卷一）（从事书法活动，先要抒放情性、排除一切杂念。动笔之前，必须舒展心胸，任凭性情恣意挥洒，然后再展毫书写，如果是被迫应事，即使是用中山产的兔毫佳笔，也写不出优美的书法作品来。）

夫欲攻书之时，当收视反听，绝虑凝神，心正气和，则契于玄妙。心神不正，字则攲斜；志气不和，书必颠覆。（李世民《笔法诀》，见陈思《书苑菁华》卷十九）（想要书写之时，首先应当对外界之事不看不听，杜绝思虑，凝聚心神，心思纯正，气息平和，才能写出玄妙的作品。如果心神不端正，那么所写的字就会歪斜；气息不平和，所写作品就会失败。）

南北书派（nán-běi shūpài）

中国书法的不同风格流派。宋代欧阳修（1007—1072）、赵孟坚（1199—1267），清代陈弈禧（1648—1709）、何焯（1661—1722）等人对南北书风之不同曾有过探讨，清代阮元（1764—1849）的《南北书派论》对此问题有更为明确而详备的阐述。他以为南北二派都出于钟繇（151—230）、卫瓘（220─291），索靖（239—303）为北派之祖。北派之书以碑为主，上承汉隶，能得古法，书风古朴；南派之书以帖为主，多不习篆、隶，尚真、行、草书，书风妍丽。

【引例】

晋宋而下，分而南北……北方多朴，有隶体，无晋逸雅。（赵孟坚《论书》）（晋宋时期之后，书法分南北两派……北派书法多质朴，擅长隶书，没有晋朝时的飘逸和雅致。）

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也。……（南派）长于启牍……（北派）长于碑榜。……至唐初，太宗独善王羲之书，虞世南最为亲近，始令王氏一家兼掩南北矣。（阮元《南北书派论》）（东晋、宋、齐、梁、陈时期的书法，称之为南派书法；赵、燕、魏、齐、周、隋等时期的书法，可称之为北派书法。……南派书法家擅长于书写奏疏、公文、书信之类……北派书法家擅长于书写碑文、牌匾之类。……唐太宗李世民尤其喜欢王羲之的书法，大臣虞世南效法学习，将王羲之家族的书法发扬光大，兼得南北派书法之长。）

书圣（shūshèng）

东晋时期著名书法家王羲之（303—361，一作307—365，又作321—379）的“别称”。“圣”指神圣，中国古代往往将精通某门技艺或在某一方面造诣达到极深之人尊称为“圣”，以此肯定和称赞一个人的卓越成就、杰出地位和深远影响。“书圣”一词，既强调了王羲之书法艺术的高超，也称赞了王羲之道德人格的高尚。王羲之精研体势，心摹手追，广采众长，兼善隶、草、楷、行各体，摆脱了汉魏书风，自成一家。其代表作《兰亭集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因梁武帝萧衍（464—549）、唐太宗李世民（599—649）、宋太宗赵光义（939—997）等帝王的大力推崇，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大规模学习王羲之书法的高潮，由此树立了王羲之千古“书圣”的美名。

【引例】

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梁武帝评书》，见陈思《书苑菁华》卷五（王羲之的书法，体势雄浑飘逸，好像是蛟龙跃进天宫大门，猛虎卧在皇宫楼阁，[可谓达到极致，]所以历朝历代都将其视为珍品，作为永远的典范。）

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晋书·王羲之传论》）（仔细考察古今书法，对前人的作品透彻精研，所写书法全都尽善尽美，古今只有王羲之一个人啊！）

尊碑贬帖（zūn bēi biǎn tiè）

推崇碑刻书法，贬抑单纯摹仿名家帖书。它是一种书法思潮，也是追求自然多变、推崇个性与创新的书论主张。阮元（1764—1849）反对独尊二王、以学帖为法的悠久传统，指出帖书和碑刻书体各有所长。包世臣（1775—1855）详论碑刻书体的特点，有以其优点补帖书之不足的意思。康有为（1858—1927）指出帖书辗转相传、失却原貌是尊碑的客观原因，碑刻能够呈现书体的阶段性变化和历史多样性。康有为认为书论“可著圣道，可发王制，可洞人理，可穷物变”，应该立足现状考察历史，穷则思变，其维新变法思想在此初露端倪。

【引例】

是故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阮元《北碑南帖论》）（因此无论是短笺还是长卷，随心挥洒笔墨，是帖书的长处；若论结构方正严谨而又下笔深沉有力，则是碑刻的长处。）

今日欲尊帖学，则翻之已坏，不得不尊碑。（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尊碑》）（今人想要尊崇帖学，但书帖因辗转翻刻而原貌已被破坏，从而不得不转而推尊碑体书法。）

识书之道（shí shū zhī dào）

指辨识书法艺术的要诀。南朝王僧虔（426—485）、唐代张怀瓘（guàn，生卒年不详）等人主张，鉴赏书法时以精神气韵为首要标准，其次才是书法的笔墨形式。他们将富有风神骨气的书法看作上品，将崇尚美丽形体和功用目的的书法看作下品。这一观念，代表中国古代书法的主要欣赏标准。

【引例】

深识书者，惟观神彩，不见字形。若精意玄鉴，则物无遗照，何有不通?（张怀瓘《文字论》，见张彦远《法书要录》卷四）（深通书法的人，主要是观摩作品内在的神采，而不是外在的字形。如果洞察书法的神韵意趣，那么作品中的所有方面都能清晰照见，还有什么不能通达的呢？）

智则无涯，法固不定，且以风神骨气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张怀瓘《书议》，见张彦远《法书要录》卷四）（智慧没有边际，法度本不固定，书法作品中以富有风韵、神采、筋骨、气势等品格的列为上品，而追求外形华丽和功用目的的则列为下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