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文学人生”：命运多舛，文采风流，内道外儒，独领风骚

苏轼的理政才能，不亚于他的文学才华，可惜他仕途不顺，经常被贬，难有施展的机会。作为多情才子，他的爱情同样不顺，一生钟爱的三个女人皆英年早逝。不过令人奇怪的是，他是官越贬，文越佳，命越多舛，文越精彩：诗堪比李杜，词开一派之风，文自成一家。

01 苏轼的诗：“公诗本似李杜，晚喜陶渊明”

苏轼很注重作品的社会功用，曾在《凫绎先生文集叙》中说：“言必中当世之过。”因而他的某些诗作，的确深具杜甫诗的现实主义精神。譬如对对宋虎视眈眈的辽和西夏，他主张应英勇抗击而不是妥协退让，他在《和子由苦寒见寄》中写道：“庙谋虽不战，虏意久欺天。山西良家子，锦缘貂裘鲜。千金买战马，百宝妆刀环。何时逐汝去，与虏试周旋。”哪怕在被贬谪期间，他仍心忧国家民族的命运，如他在《谢陈季常惠一指巾》中说：“臂弓腰箭何时去，直上阴山取可汗。”

苏轼也有诸多如杜甫般表现民间疾苦的诗，如早年写的《许州西湖》，表现了百姓连年歉收仍被征做劳疫开浚西湖之苦；任杭州通判时作《都厅题壁》，表达了对因违反王安石新法而入狱之人的同情，他说：“我亦恋薄禄，因循失归休。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他认为这些人其实和自已差不多，都不过是为谋食而已。他在晚年被贬岭南期间，更是写下了纵叹古今、对民间疾苦寄予深切同情的著名的《荔支叹》。诗中揭露了当权者不顾人民死活“争新买宠”的丑态，甚至敢于讥讽在位的宋哲宗，比如他开篇写道：“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

苏轼性情洒脱，豪迈奔放，诗风其实与李白豪放不羁的浪漫主义更相近。譬如他入仕前作的《咏怪石》就已尽显幻想奇特、纵横驰骋之本色；仕途受挫后作的《游金山寺》，也是想象丰富，气势磅礴，可见他并不因挫折而消沉，反越挫越勇，诗情勃发。如他在诗中写道：“微风万顷靴文细，断霞半空鱼尾赤。是时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鸟惊。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

不过，苏轼因“乌台诗案”入狱被贬黄州后，他的诗风发生了明显变化，大多诗作质朴平淡、清新自然，风格与陶潜诗相似。这固然因他备受磨砺、锋芒渐敛所致，但可能更与他的创作理念有关。他说：“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彩色绚丽，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因而他的诗歌，以被贬黄州为界，经历了一个由“峥嵘”到“平淡”的发展过程。譬如1092年他任扬州知州时，曾和陶《饮酒》诗20首；远谪惠州、儋州期间，更是几乎遍和陶诗。苏轼对自己的和陶诗甚是满意，他在《子膽和陶渊明诗集引》中说：“吾前后和其诗一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

当然，苏轼因频频被贬，越贬越远，也并非毫无怨气，故他偶尔也会写诗抒发心中的郁闷，比如这首《洗儿诗》：“人家养子爱聪明，我为聪明误一生。但愿生儿愚且鲁，无灾无害到公卿。”

苏轼一生，因不肯“俯身从众，卑论趋时”，屡遭贬谪，写了大量抒发个人情绪的诗篇。他写诗，自由洒脱，不拘一格，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古体、今体皆备，尤以七言古体见长。现存诗作2700余首。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这样评价：“公诗本似李杜，晚喜陶渊明。”

02 苏轼的词：开创豪放派，让关西大汉手执铁板唱“大江东去”

1071年，苏轼因得罪王安石被调任杭州通判。1072年，他写了一首《南歌子・八月十八日观潮》，一般认为，他就是从此时开始写词。任职期间，他还写了《蝶恋花・京口得乡书》、《少年游・润州作，代人寄远》、《南乡子・送述古》等词。因他性格豪迈，胸怀广阔，一步入词坛，便突破了“词专写儿女私情”的藩篱，初显苏词的豪放本色。

词自中唐初兴，至晚唐、五代，内容渐窄，格调渐低；宋初，范仲淹、柳永、欧阳修等人拓展了词的题材，词风亦有所改变，渐形成“以婉约为宗”的宋词特色。苏轼在前人的基础上，首开豪放之词风，让人耳目一新。

1074年，他任密州知州。自此他更是自觉地创立豪放词；且他“以诗为词”，打破了词作为音乐附属品的传统，让词如诗一样成为一种可独立抒情言志的文体。

1075年，他因怀念亡妻王弗，再加上仕途失意的感伤，他写了一首以哀婉凄凉为基调的抒情词：《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他在词中写道：“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同年，他写的另一首《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首词豪迈粗犷，是苏轼豪放词形成的标志。他之所以写这首词，是因其时北宋国势积弱不振，常受辽与西夏侵扰，他借词抒情言志，表达了想为国效命的爱国情怀。

1080年，苏轼被贬黄州。这期间，他尽管政治失意，境况艰难，却迎来了一生创作的一个高峰期，其中完成了一系列词作名篇，尤其是1082年他游黄风城外赤壁时写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更成了他豪放词的巅峰之作，千古传唱——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苏轼的豪放词，除了粗犷豪迈，有的也显得沉郁苍凉，比如他在贬黄州期间写的《满江红•寄鄂州朱使君寿昌》和1089年任杭州知州时写的《八声甘州•寄参寥子》等，就是这种格调的代表。这种沉郁苍凉的格调，后来被南宋豪放词派的代表辛弃疾继承和发展。

苏轼词现存340余首，绝大多数仍是婉约词，豪放词居少数。有人这样形容：以柳永为代表的婉约词，是十七八女孩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 ；而苏轼的豪放词，却是关西大汉手执铁板唱“大江东去”。

03 苏轼的文：有“孟轲之风”，成“一家之言”

1057年，苏轼参加礼部考试，写了一篇《刑赏忠厚论》，主考官欧阳修看后赞赏不已，说：“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另一主考官梅尧臣也称此文有“孟轲之风”。苏轼写此文时刚二十岁，初出茅庐，便已出手不凡，名动京师。

苏轼作文讲究“文贵自然”，坚持“词语甚朴，无所藻饰”的文风，强调“成一家之言”。他在散文方面也是开派人物。比如“文赋”，杜牧开文赋之先河，他却是文赋的完成者，使“文赋”成为一种更自由、更有生命的抒情赋。他在被贬黄州后写的《赤壁赋》和《后赤壁赋》就是其代表作。“记”，以前多以记叙为主，而苏轼写的“记”却以议论为主，有的甚至几乎通篇议论，极符合宋人好发议论的特点；他在元丰元年写的《思堂记》和被贬官黄州后写的《石钟山记》便是这种“记”的典型之作。

苏轼的散文创作也是成果斐然，现存散文4000余篇，大部分是在贬官期间完成，无论数量、质量，在“唐宋散文八大家”中都是首屈一指。他在贬官期间撰写的《易传》、《书传》和《论语说》，最让他看重，甚至自认为这三本书超过了他的其它成就。因而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说：“抚视《易》、《书》、《论语》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其他何足道！”

苏轼之诗、词、文，既有杜甫之沉郁，又有李白之飘逸；既有儒家之坚毅刚正，又有道家之自然洒脱，佛家之出世达观，可谓“内道外儒”，独领风骚。

纵观苏轼一生，如果说他的“贬官人生”是失意和暗淡，那么他的“文学人生”则是得意和灿烂。杜甫在《天末怀李白》中感叹“文章憎命达”，说的大概就是如苏轼这般命运多舛的天才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