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知道民众爱喝酒,古代有些统治者为何依然要颁布“禁酒令”?
“酒”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意义很复杂的事物,它包含和寄托了个人的情感和精神,中国人爱喝酒,但也“恨”酒,这是非常矛盾的。李白写“愁多酒虽少,酒倾愁不来”,可有时他又说“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可见在不同的心境下,“酒”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人们对它的态度也是不同的。豪迈的李白又说“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
可士大夫和史学家并不这样认为,因为在他们看来酒往往是导致亡国的罪魁祸首,也是统治腐朽黑暗的表现,如杜甫那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以及商纣王“酒池肉林”都成为了黑暗统治的最佳描述。都知道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饮酒历史的国度,但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在中国古代很多统治者都颁布过“禁酒令”。
除了统治者自己爱喝酒,他们也明知道民众爱喝酒,为什么这些统治者却还是要颁布“禁酒令”呢?今天就来跟大家说说这件事。
禁酒之稳定社会秩序和统治
最早可追溯的“禁酒令”是在夏朝大禹时期,《战国策·鲁共公择言》中记载了这件事,说的是尧的女儿让一个叫仪狄人酿酒,随后将酒送给了大禹,后者品尝以后觉得很甘美,但是却因此疏远了仪狄,并且还颁布了禁酒令,“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
这是最早的关于禁酒的说法,不过真正以法律形式颁布“禁酒令”则要等到周朝时期,鉴于商纣王因终日沉湎酒色,最终导致商朝灭亡的教训。周朝建立以后,周公旦制定了《酒诰》在卫国进行禁酒,他认为“酒”是大乱丧德的东西,很多国家都是因为沉湎酒色最终才导致亡国(越小大邦用丧,亦罔非酒惟辜),所以周公旦开始推动禁酒。
不过,周朝是极为重视礼法和祭祀的朝代,在祭祀的时候往往需要用到酒,在这一基础上周公旦对“禁酒令”稍微放宽了范围,规定只有祭祀的时候才能饮酒(饮惟祀,德将无醉),而且规劝人民要用德行约束自己,不要放纵自己酩酊大醉。
此外为了防止民众聚众饮酒,周公旦规定一旦发现有人聚众饮酒,格杀勿论,其严厉程度可见一斑,“厥或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周公旦颁布的“禁酒令”只在卫国实施,它的政治意图十分明显,因为卫国属于“三监之国”。什么叫“三监之国”?是指周朝成立以后,周人采取“以殷治殷”的政策,用以前殷商的贵族来治理殷民,又在殷商的旧都附近建立了邶、鄘、卫三个国家来监视管理殷商子民,这就是所谓的“启以商政,疆以周索。”
而《酒诰》的颁布显然带有这样的政治意图,其作用就是防止殷商子民饮酒作乱,不过最后还是发生了“三监之乱”,这标志着周公旦的“禁酒令”实际上以失败而告终。秦朝时期也有“禁酒令”,不同的是此“禁酒令”是指不准百姓私自酿酒出售,否则构成大罪,《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就有明确记载说百姓居田舍者毋敢?(酤)酉(酒),田啬夫、部佐谨禁御之,有不从令者有罪。
汉承秦制,汉初的时候明确有规定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史记·孝文本纪》注),不过汉初以后由于缺少具体案例,因此不得而知这一“群饮酒”之禁令是否依然得到遵循,不过汉朝对“禁酤酒”,即禁止民众私自酿酒出售规定的十分严格,这在《汉书》中记载的比比皆是。这是因为古代统治者从经济角度出发为了维护榷酒专卖制度。
民众喝酒可以,但是不能私自酿造和出售。不过这一制度后来又演变为税酒制度,民间可以卖酒,但是必须向官府上交酒税。综上所述,古代时期禁止民众饮酒的情形并不多见,这种“禁酒令”主要表现为榷酒专卖制度,将民众酿酒和卖酒的权利给限制起来,但并没有禁止民众饮酒。反向思考,古代官府实施榷酒专卖制度,实际上不过是想把利润掌握在自己手中。
汉武帝打击匈奴,频繁发动战争,不惜公开卖爵位,还创造了变相的“禁酒令”,就是榷酒制度,规定酒只能由官家来专卖。此后,许多统治者的“禁酒令”也多是以这种形式表现的,隋唐时期国力强盛,禁酒法令稍有宽松,尤其是唐朝人爱喝酒那是出了名,在宋朝时期,榷酒制度得到完善,民间只要有了许可也可以卖酒。
元朝时,成吉思汗讨厌喝酒误事的人,所以元朝初期的“禁酒令”也如此表现,并不是禁止民众饮酒,而是禁止私自酿酒出售,因此立下了有私造者,财产子女入官,犯人配役的规定。但可以看到也只是禁止私自酿酒卖酒,而非禁止饮酒,实际上蒙古人自身就有爱喝酒的习惯,完全禁止饮酒几乎是行不通的。
可见,我国古代的“禁酒令”的发展主要表现为禁酒、榷酒向税酒的趋势,政府要增加税收,自然不可能完全杜绝酒的存在,没有人饮酒,自然就没有必要造酒,这对于古代税收本就不大的朝廷来说无疑是种损失,何况达官贵族的饮酒之风远比平民繁盛,不然何来“朱门酒肉臭”之说呢?
禁酒之为保护粮食
粮食是酿造酒的主要原料,然而在生产效率低下的古代,许多时候往往连肚子都填不饱,又何来多余的粮食去酿造酒呢?所以这就促成朝廷为了保护粮食,有些时候不得不颁布“禁酒令”禁止民众私自酿酒。《三国志·简雍传》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说,刘备刚到成都的时候,因为遇到一场大旱,导致颗粒无收。
一方面为了保护粮食,二来为了筹措军粮,于是刘备颁布了“禁酒令”,禁止民众酿酒,时天旱禁酒,酿者有刑。结果有一天有官吏发现有人家里私藏有酿酒的工具,准备将此人抓起来论罪,简雍得知后说他虽然有酿酒的工具,但是没有酿酒不能论罪,这才放过此人。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曹操身上,为了防止民众私自酿酒导致军粮无法筹措,再加上当时那些建安文人嗜酒成风,曹操于是颁布了“禁酒令”。结果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他的就是孔融,后者写了一篇《难曹公表制酒禁书》讥讽曹操,并反对禁酒。
他在文章里说古先哲王,类帝桎宗,和神定人,以济万国。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郡,然后列举了很多古代名人喝酒的故事,最后得出结论说由是观之,酒何负于治者哉,以此反对曹操禁酒。曹操收到信以后又回了一封信给孔融(原文散落),后者收到信以后也再度写信反驳曹操,从心中内容大体可以看出曹操举了一些古代名人喝酒误事的例子为自己辩解。
孔融二度回信给曹操说昨承训答,陈二代之祸,及众人之败,以酒亡者,实如来诲,尽管孔融承认喝酒误事,但是他坚持认为夏、商亦以妇人失天下,今令不断婚姻。而将酒独急者,疑但惜谷耳,非以亡王为戒也。不过,孔融的反对并没有让曹操妥协,在当时天下纷争不断的情况下,粮草就是资本,最后“禁酒令”依然得以实施。
明朝时期的朱元璋为了保护粮食也颁布了极为严厉的“禁酒令”,起初,他以民间造酒糜费为由禁止民众酿酒,更严厉的地方在于连酿造酒的糯米朱元璋都不准种植,无得种糯,以塞造酒之源,后来朱元璋的爱将胡大海的儿子因为触犯了“禁酒令”,为了严明军纪,朱元璋不得不他处死,这也导致胡大海最终绝后。初,太祖克婺州,禁酿酒。大海子首犯之。太祖怒。
到了清朝乾隆年间时,因为“禁酒”还闹出了一场朝野大争论,事情的起因是因为内阁学士方苞向刚刚即位的乾隆皇帝上奏说:民生日匮,请禁烧酒,禁种烟草,禁米穀出洋,理由是夏末秋初,水旱丰歉,十已见八九,简单而言就是说由于正值灾荒之年,许多粮食还被拿去酿酒,实在是浪费,另一方面民众喝酒以后喜欢闹事,造成载在秋审之册,十常二三的现象。
所以方苞建议乾隆皇帝实施“禁酒”,乾隆同意了前者的奏请,于是颁布了“禁酒令”。结果此令一出令朝野哗然,各方反对者此起彼伏,其中直隶总督孙嘉淦反对的声音最大,他经过实地考察后坚决反对这道“禁酒令”,并对乾隆皇帝上奏说:
若烧酒则用高粱,佐以豆皮、黍壳、谷糠,麹以大麦为之,本非朝夕所食,而豆皮、黍壳、谷糠之属,原属弃物,杂而成酒,可以得价,其糟可饲六畜。化无用为有用,非作无益害有益也——《清史稿·孙嘉淦传》
最后向乾隆皇帝请求说废除“禁酒令”道:
今欲禁烧酒而并禁黄酒,则无以供祭祀、宾客、养老之用……本为民生计,而滋扰乃至此,则立法不可不慎也。
在朝野的压力之下,乾隆皇帝最后不得不废除“禁酒令”,最终才平息了这场争端。
综上所述,可见古代的“禁酒令”并不是完全禁止民众饮酒,一来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将酿酒的权利收归国有,民间百姓不得私自酿酒,以此增加朝廷的税收;其二则是为在特殊时期保护粮食,如战乱时期,灾荒时期,这是由于古代生产效率不高,所以在这一时期有必要保护粮食维持军队和社会的生存需要。
中国是拥有悠久的酿酒、喝酒历史的国家,想要轻易的禁止喝酒并非易事,要是唐朝禁酒,估计就没有李白这位酒中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