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明清易代时期的历史皱褶

侯岐曾。

《易代：侯岐曾和他的亲友们》，

周绚隆著，中华书局，2020

新近读到周绚隆先生的《易代：侯岐曾和他的亲友们》（中华书局2020.1），颇能体会古人“闷足以排遣，躁足以断退，倦足以驱除，病足以消减，懒足以振作”（王佩华《论读书八则》）的“读乐”意味。

怎样理解江南的历史，怎样理解江南文人群体性格，这是我多年来一直思考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有相关性：在江南历史长卷中，文人群体占有很大的篇幅，而这一群体的性格也只有放到江南历史的演变中才能真正读懂。

历史是一个宏大叙事，其中有事件，也有日常。日常是生活的底版，事件是日常的断裂，是底版上划出的沟壑或隆起的山峰。这种断裂如果具有相当的强度和时空面，事件与日常的界限便打破了，如果要从近世历史选取例证的话，明清易代是一个典型。这是江南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所有人都在这个大转弯的车上，江南文人的性格也真实展现在易代之初的事件与日常之中。

嘉定在历史上长期隶属苏州，嘉定人每以“吴人”自称。郑振铎曾说：“‘吴侬软语’的苏州人民，看起来好像很温和，但往往是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勇猛无前，坚忍不屈，它那里产生了不少民族英雄。……他们的故事是可歌可泣的，是十分地感动人的。”（《苏州赞歌》）我想，这里的“故事”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其中应该包括周绚隆先生《易代：侯岐曾和他的亲友们》所叙述的“嘉定三屠”的相关事迹。江南人的博雅好文、诗酒风流已有太多的描写；江南人的清静内敛、恬退乐隐也有充分的例证，但江南人儒雅守素中内涵的道义坚持，他们在民族大义面前刚毅不屈，铁钲急击，折肱碎骨，决不辱志，这一点往往被忽略。古代江南清华世家极多，其家族文化形成了对家国同构的深刻认同；这种认同在华夏一统的清平时代表现为向心力，面对异族入主的易代之变则形成离立之势。对此如果要寻找佐证的话，侯氏家族是相当有说服力的。

“侯岐曾及其他的亲友们”这个副标题看似平淡，其实分量很重。这里不妨将作者在《易代》中梳理出的侯氏家族谱系略作概括：侯氏远祖自宋代由古上谷郡南迁，占籍嘉定诸翟。曾祖尧封隆庆五年进士登第，官至福建参政，家族遂显。尧封之孙震旸于万历三十八年成进士，官吏科给事中。震旸育三子：峒曾、岷曾、岐曾，俱少负才名，有“江南三凤”之誉。“三凤”中岷曾不寿，未能成家立业，峒曾最为顺达，折桂后累迁嘉湖道左参政。岐曾久困场屋，方为国子监生，终究为家族门楣增添了一道光彩。峒曾、岐曾各有三子，皆夙承家学，号为“上谷六龙”。为岐曾家族增重的还有母系亲脉，以及侯氏几代在“婚姻必崇门第”观念中联接的姻娅关系网络。明末清初苏州和浙西的诗社、文社多见侯氏家族及其亲缘关系人身影，复社之撑柱者几乎都在侯氏姻党之中，而通海案的主要参与者则尽为侯氏家人及其姻亲。

众所周知，当年清军铁蹄踏破江南之后，江南士人的态度和表现颇为不同。在利于一己和所谓保全一地的算计下自有部分顺降者；但断裂的沟壑中有人在艰难攀行，隆起的山峰上有着悲壮的抵抗。嘉定侯氏家族正是后者的代表，惜以往学界关注较少，《易代》一书别开生面的写作，打开了特殊时期的历史皱褶，展现出“侯岐曾及其他的亲友们”守道之崇高与生存之窘困。

以往学界了解侯氏家族的文献主要是岐曾之子玄淓《月蝉笔露》、其孙开国《凤阿集》中的部分记载，作者则以《侯岐曾日记》为主，结合上述二书和乡村小志等地方文献，以微观史学研究方法，从考察一个文化家族的私人视角，进行深度探析。需要注意的是，私人记载可以与史官记载相印证，私人视角也可以与公共视角相比较，但我相信作者的立意不是为了印证与比较（尽管他间用“印证”一词），而在于形成一个独特的出于私人史料的言说体系。这种方法难免有一定的冒险性，正如人们所知，日记并非全然可信，私人记录每羼伪饰。但是否可以凭信，需要判断书写者的目的以及其人品性，更需要深觇文本。侯岐曾家族历代以“虚公正直”为立身之纲，他本人就戮之时且不肯屈膝，仰天断吭，此等之人正不屑为伪，其所记如道日常生活，无立言传名之意，有备后人稽考之心，可信度高，由此建立的“私人视角”具有扎实的基础。

正是在这样的私人视角中我们看到嘉定士民抵抗清军之悲壮，作为倡守者侯氏家族受祸之惨烈。顺治三年正月二十八，他的“生日日记”云：“犹存痛念予同母六人，庶妹一人，昨岁犹存其三。忽遭邑难，吾兄吾妹同日沉渊，今孑然惟吾在耳。于吾君则为残黎，于吾亲则为遗种，敢不勉留仰事俯育之身，冀睹少康、光武之事。”笔墨凄恻，读之令人掬泪。《侯岐曾日记》中记载了易代后几年他亲身经历的种种事件。如作为隐匿方式，许多士人和女眷向佛入道，亲友们接连改易变换姓名，对推行剃发令加以强烈反抗，为了防止财产被籍没而忍辱负重向官员和胥隶行贿。其中有些属于稀珍史料，如三月初一所记“设清发道，以五等定罪”的标准：“一寸免罪，二寸打罪，三寸戍罪，留鬓不留耳，留发不留头；又顶大者与留发者同罪。”这都比以往笼统说“留发不留头”更具体，也更具有实证明清易代史的价值。

与叙述侯氏家族遭遇的不幸事件相比，我对作者在《易代》中揭示出的世态与心态更有兴趣，其实这也正是作者构思行文相当用心的地方。他注意表达侯岐曾保全家族、延续后嗣的沉重心理；叙述侯氏如何面对事态渐渐平息后作出巨大牺牲的本邑人带有压力的复杂眼光；描述了侯氏家族的诸多义仆，也写出了像潘恭那样背逆道义、造谤万端的恶仆。作者说“易代之际的动荡，既把一些忠义之人逼上了绝路，也让丑恶的灵魂得到了全面暴露”，这是切中世道人心之论。

作者善于用典型事证来表达人物心态，比如关于“死节”问题，他引用了《月蝉笔露》中杨廷枢、侯峒曾、侯岐曾与侯氏诸子的一番“夜晚私话”：大家谈到什么样是死法比较理想，侯峒曾说：“吾闻死水为良。”侯岐曾说：“吾不知热油灌顶滋味如何？”然后轮到杨廷枢，他看着侯玄淓说：“侄意如何？”玄淓答道：“但要看清死的题目，勿错过死的机缘，水火刀锯，都打算得明明白白，那时候该激烈便与激烈，该潇洒便与潇洒，已是完吾平生，留人榜样，纵为亏体，不为辱亲。有信勿疑，有进勿退可矣。”杨廷枢听了遍问侯氏诸子：“汝兄言是乎？”大家都表示认可。又问：“汝曹能否？”大家皆言能做到。杨廷枢听罢拍案大呼：“快哉，吾道不孤矣乎！”此事发生在甲申之变前的春天，大家已经预感到灾难即将来临，如此直面死亡，“侯岐曾与他的亲友们”同苔共岑与高风峻节足以显现。

本书由八章组成，其中《失侣青春首似蓬：寂寞夏淑吉》和《此生只合老书帷：塾师陆元辅》两章一写亲，一写友，是对陆氏“亲友们”题义的展开，而这两个人物出场，全书义理也臻于圆备。

淑吉是夏允彝之女、夏完淳的嫡亲大姐。这是一位“幽姿绝代画楼中”的江南才女，但又不可以一般闺秀论之。淑吉在政治上有识见，在弘光政权征召夏允彝时曾规劝勿应，使其父得以洁躯。她是夏完淳眼中的贤女兄，出阁后挚爱夫婿，操持侯家。然而在侯家诸儿媳中却最为不幸，婚后第二年即鸳鸯失侣，以养育儿子为最大的精神寄托。邑难之后她既要带领诸娣姒在空门中焚修礼忏，又要护持侯家的一切利益，甚至帮助传递抗清信息。“顺治四年五月，侯岐曾被杀以后，侯氏一门死丧狼藉，活着的或出逃在外，或被缉拿在狱。此时只有夏淑吉为出家之人，能挺身而出，于混乱中收拾残局。”作者写陆元辅以救孤彰显其重义，对他后来迫于形势与生活压力，人生态度有所改变，给予了充分的理解，文字颇为可观。相比较而言，作者对夏淑吉不但给予同情，更写出了她作为江南女性独特的人格魅力与典范意义，读后令人印象深刻。回到本文开头提及的“江南文人群体性格”上来，我觉得夏淑吉便是一个极好的注脚。在一定意义上她与柳如是同中有异，各具精彩；而命运对夏氏的折磨更多，她那份美丽、聪慧、善良、坚忍，别有一种光彩照人。

周绚隆先生的《易代：侯岐曾与他的亲友们》是以随笔的形式写成的，没有高头讲章气息，但却有相当丰富的学术含量。这样的文章措笔极为不易，需要精细阅读那些私人化的文献史料，深入其中将历史的碎片逻辑地、有机地整合起来。在当今学术界，这是一种带有实验性的写作和研究。这种实验，成功与失败的可能都有。幸运的是，作者取得了成功。

罗时进 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