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生命的“清供”

（图片来源：壹图网）

李冬君/文

疫情期间，闷在家里写作读书。

接到任务，要为几本生活美学合集写总序。于是，放下手里的活计，索性放松补看原来不曾细细品读的“闲书”，其实是在补习我们常说的“文明断层”中丢失的、那些生活智慧与生活细节。

这些“闲书”呈现的都是古人的生活姿态，是唐人、宋人、明人以及清初士人的审美趣味，与我们当下的生活悬隔几百年甚或千年。拉开距离，方有所悟。古人对美的细腻体贴，比比皆是安顿生活的智慧。耗费了几个轮回的光阴，我们才敢肯定自己的真正需求，以重启对生活的审美勇气。

“美”，这顶人类最高的荣誉桂冠，它属于过去，也属于我们，更属于未来。唯美永恒。

美是一种约束力，它提示我们生活的边界在于勿过度。而当下高科技正以摧枯拉朽的激情，不断刷新我们的分寸感。不得不承认，它在提升我们生活的同时，也将我们的心智羁绊于它飞速运转的传送带上，节奏如离弦之矢。

科技能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吗？显然不能。对于人类心灵的需求，科技只是手段，不是目的。而令人焦虑的终极问题，常常就是一杯茶的生活状态。因为这种“飞矢不动”的悬停状态，对人的生命以及心灵有一种美的慰藉。好在人性对趣味的渴望还在，我们还有能力迟疑，有能力稍停一下花团锦簇的脚步，慢下来坐下来，在溪边在太阳下，一起读一读这几本书，给“悬停”一个落地的方案。

中国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有唯美的生活样式，由那些有趣味的文人在生活中慢慢提炼。他们为衣食住行制定雅仪，用琴棋书画诗酒茶配给生命的趣味，以供我们参考打样自己的生活，复苏我们沉寂的热情，在审美的观照下，来一场生活上的文艺复兴。

喝茶解心渴

所谓“清供”，各见其主人的品位，摆在居室、书房，清雅一隅。香花蔬果氤氲奇石墨砚，点染方寸之间，供的是日常的心境。踱步止步，如翻看册页，锦色琳琅，侍弄的是一份生活的趣味。

素心向隅是一扇窗，它推开我们的生命之幽，给出一点审美的缝隙，插花品茶，饭蔬饮酒，园冶修葺等，就会在文人笔下涨潮，浩瀚为生命里的“清供”诸如从《茶经》到《随园食单》等等，不过是一波潮汐，但阅读它们，会纾解心灵之淤。

唐人陆羽为茶抒写了一首情诗，就像唐人写格律诗那样，他推敲一生，其深情与专一，治愈了全世界的焦渴。“茶者，南方之嘉木也”，《茶经》开篇就这样悦人耳目。有形有声，将你代入“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佳境，静听鄂君子晳收到的爱歌，“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开门见树，读者心甘情愿，为“嘉木”添枝加叶。

可陆羽又说，“嘉木兮生乱石”，让人心疼，嫩绿绿的雀芽，却蓬勃于乱石寒壤之间，不挑不捡，不执不念。也许就是这一副简淡的品性，感悟了一位孤苦的僧人，卷起千年的舌尖，衔着万古的思念，为它择水选碳、立规制仪，不厌繁文，遣词细剪，只为一枚清嫩的灵魂，提取一丝亘古的甜，与饮者灵犀一点。

宋代有“喊山”习俗。春来了，草木还在憨睡，万物复苏之际，只待春雷惊蛰，第一醒来的是茶芽。茶农们会提前摆齐锣鼓，润好喉咙，模仿春雷，准备与自然一齐造化。锣鼓接雷，喧天动地，喊声荡山，此起彼伏，“我家茶，快发芽！我的茶，快发芽！”……一声声，一槌槌，震碎了雾花，清凉凉地洒落在被吵醒的芽头上。这种擂鼓催春的场景，恐怕是最感人的天人合一了。

生命呼唤生命，生命唤醒生命，人与自然扺掌共生，那茶便是生命的“清供”了，是陆羽追求的茶境。

茶传到日本，有千利休寂茶之“清供”；传到英国，有英式下午茶之“清供”。在欧洲大陆与美洲大陆之间，只是一杯茶的距离，美国人赢得了独立战争。不管以战火的方式，还是取经的方式，总之，喝茶喝通了世界。

闻琴听留白

中国人生活中有七大风雅之事，琴为第一。

为什么琴第一？因为曲高和寡，因为天籁并非触手可得。琴，是君子人格的标配。“曲高”与“天籁”，并非对天才琴技的赞美，而是对琴者内在修为的综合考量。尼采说，“在眼泪与音乐之间我无法加以区分”，这句话深邃直渗心幽，应该奉为对“曲高”和“天籁”的最好解惑。音乐是写在灵魂上的密码，应人的崇高之约而来，调理人性的不适。

我们常在古画上看到，古君子身背瑶琴，游历名山大川，修炼的正是在俗世即将堕毁的崇高感。高山流水间，他们十指抚琴，弹的是心弦。烟峦夕阳下，遗世独立的伟大孤独，难以名状。倘若于月夜水榭，焚香琴挑，则琴声或幽幽咽咽，或嘈嘈切切，即便穿林打叶，也还是一种有限的形式美。可古人深知，听琴非止于听音，更要听“无”。于是，琴声每每戛然悬空，无声无音，屏息之间，最吊人情绪。当内心开始充盈一个致广大的朦胧状态时，再起的琴声，无论多么惊艳，似乎都是为那一瞬间的“无”凭吊缅怀。这种琴弦之“无”，如书法之飞白，泼墨之留白，姑且称之琴弦之“留白”吧。

听琴听“无”，这一渺然细节在音乐中的专业趣旨非我能论，但“留白”的瞬间净化，休止尘世的杂念，却是额外赐予精神的有氧运动。“无”是“有”的虚拟，用以解释琴之“留白”，对此我们并不陌生，它源自庄禅的审美格调。陶渊明弹无弦琴，应该是一个大大的留白，是他献给前辈庄子和他自己人生的一个“清供”。

琴史上，似乎魏晋人最擅长弹琴复长啸。嵇康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一曲《广陵散》为之绝唱。他选择了死，是为了让正义之美活下去。不管《广陵散》是否就是当年嵇康的“安魂曲”，它已然流传为悦耳的纪念碑，永恒为他的生命清供。

在士君子，瑶琴是很个人主义的音乐。即便交友，那也是高山流水遇知音。一个人在树下弹琴，一个人在巨石上听，飞瀑流过巨石，经过树下，这种高冷之美，太过华丽。

孔子弦诗三百篇，将华丽稀释，普罗为温柔敦厚的大众教化，矫正勤劳的怨声。《诗经》配乐吟诵，音乐纾解了诗的忧伤。人民“哀而无怨”，“宜其家室”，在琴瑟和鸣中，终于把日子过成了教科书。其实，北宋朱长文著《琴史》的初衷，就是想用琴音教化人的心灵。只不过，艺术的真谛一旦在人的内心苏醒，那颗不羁的灵魂便无论如何都会找到自己的节拍。

书法是精神上的芭蕾舞

唐代不仅盛产诗歌，还盛产书法家。除了我们耳熟能详的初唐四杰、抑或中唐“颜柳”之外，还有一位让米芾都惊艳的孙过庭。米芾叹其书法直追“二王”。孙过庭还著《书谱》一书，品评先贤书法。

书法是线的艺术，唐以前书画皆在线条上追逐光昌流丽，以吴道子所创“吴家样”为集大成者。到宋代，士人那颗自由的艺术之心，无法忍受千家一条的格式化线条，便开始越过唐代，直奔东晋二王了。

线的艺术，是时间的绵延，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与自我对话的行动艺术，它不反映社会现实，而是在精神上自我训练，培养审美能力。孙过庭则因太喜爱王羲之的线韵，而偏执着于以假乱真的功夫。他可以在任何不同的场合，写出一模一样的同一个王羲之曾经写过的“字”，不要说人的情绪以及运笔时的气息会不同，除非忘我，想必孙过庭练的就是这种忘我的功夫。

米芾可不能“忘我”，“我”是艺术的主体。他曾给友人写诗一卷，发表“独立宣言”：芾自会道言语，不袭古人。他“刷字”五十余年，才松了口气，见有人说他书画，不知师法何处，才终于释然。

难怪项穆在《书法雅言》中对苏轼、米芾疾言厉色，项穆是理学之徒，宋明理学的核心思想是“无我”。虽然历史已经是万历朝了，而且本朝亦不乏与米芾息息相通的性灵文人，在米芾和项穆之间，还有倡导“唐宋诗”的归有光、因赞美“人欲”而惊世骇俗的李贽以及独抒性灵的“公安三袁”等，项穆不会不知。人的精神进化，是多么参差不齐，连时间都会脸红，不要说五百年前米芾那颗自由的性灵，就是同朝为人，分野亦明。

毫无疑问，项穆认为书法应该是一门“载道”的艺术，正如理学主张“文以载道”，“道”是“正人心”，是《书法雅言》初衷，是项穆的学术抱负，他将书法艺术提升到理学意识形态的高度。书法被天理纠缠，还有审美的可能吗？如果天理否定人性和人欲，那就无法审美，因为那条优美的中国线的艺术，属于流畅的人性，不属于概念，它不为任何概念作广告贴士。

项穆是明代收藏大家项元汴之子，过手过眼的艺术珍品想必不少，如此出身非一般人能比。不过，米芾也不是一般人，书法、艺评、绘画、诗歌等，不仅是项穆的老老前辈。仅就收藏，“宝晋斋”藏有王羲之《王略帖》、谢安《八月五日帖》、王献之《十二贴》三帖，便足以傲视古今藏界之群雄，不知深浅的项穆！

看项穆对苏、米指手画脚，才说了这么多米芾。苏轼是米芾的良师益友，也是今人熟悉并敬重的生活美学宗师。从此进入《书法雅言》，亦不失为一种逆向的审美路径。它会提示我们，无论何时何地，书法关于线的艺术都是我们生命的韵律。

案头上的书写风雅

苏易简是北宋初年的大才子，他考状元的学霸试卷，让宋太宗击掌再三，钦点为甲科第一。才子多半性情中人，苏易简也不例外，除了为官正直外，他还有两大痴好。第一，痴酒如命，第二，文章卓世。但他不写理学家们的高头讲章，也不好摆大学问家的架势。《文房四谱》是他兴之所至，情之所起，一本书法工具入门书便写成。“砚谱”“墨谱”“笔谱”“纸谱”，在他的审美观照和修辞整饬后，成为书房长物，并为学者所不可须臾之缺的案头风雅。

其中，“纸谱”卷，每每会诱发人对纸的惜物之心，与对风雅的赞叹：“荆州白笺纸，岁月积久，首尾零落，或间缺烂，前人糊榻，不能悉相连补。”看来宋以前，作为四大发明的造纸工艺还是比较粗糙的。

纸贵如晋时，陶渊明的曾祖陶侃献给晋帝笺纸三千张，王羲之任会稽令时，谢公从府库申请九万张笺纸赠送给他。西晋的陶家，东晋的王、谢两家，恐怕将东西两晋的上好笺纸一网打尽了。即便到了宋代，造纸术和印刷术已经普及，私刻印书是一道时尚风景，米芾拳拳纸情，亦非纸不画，可见笺纸之金贵依然时尚。

有评价说《书房四谱》文辞藻丽，没办法，那不过是才子必备的小技。这种知识入门的文字，唯文采，才能尽显“文房四宝”的雅致。作为书房里的清供，给《书法雅言》“陪读”，真是项穆的好运。

家有长物的启示

形而上的看，一部《长物志》谈的都是“物”，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皆身外多余之物。但还有“长”，“长物”之长，是指附着于物体上的精神质量，是对物体的审美限定。所谓“家有长物”，并非所有的凡物皆可登堂入室，而是要严格筛选。文震亨给出了十二项，将“入品”的“长物”，设置于厅堂、书房、起居室、卧房，甚至室外的曲廊水榭间，每一项都是中国文人的心灵抱枕，皆可安顿一颗居家之心，可作心灵清供。在润物细无声的生活经验中，生成惜物敬重的习惯。“长物”还有另一层可爱，那就是它可以普及为美育之津梁，风化社会的道场。

就像无法收藏生命一样，我们也无法收藏时间。幸亏我们有了“长物”意识，忠诚于时间之善，将生命的创造收藏起来。

文震亨是文徵明的曾孙，写《长物志》，信手拈来，得益于他家藏丰厚，有近水楼台的优越。寒士李渔在《闲情偶寄》里，对诸般“长物”也如数家珍，就连“性灵派”的创始人之一袁宏道，都要放放手里的“宏道”大学问，去写一部《瓶史》，谈谈他对插花艺术的主张。一句“斗清不斗奢”，就知他是插花行里的雅人。插花是小乐之乐，却是顺手之乐，方便怡情之乐。人不可能每日都倾力高山流水之大乐，所以，袁宏道给自己的书斋题名为“瓶花斋”，而不是“性灵斋”抑或“华严斋”之类，在瓶花斋里小乐即可。陈眉公称他为“瓶隐”，可见“性灵派”对“长物”的执着。

写《瓶花谱》的张谦德，说起他的另一个名字“张丑”，想必绘画鉴赏界皆知其雷声隆隆，所著《清河书画舫》，在绘画艺术史上是一座界碑。除了书画，他还喜欢生活中的各种“长物”，在《瓶花谱》里装点配饰。

在小情小景上，明人比宋人简约。他们只享受短暂的美好，欣赏鲜花的可爱，在于不留恋，不永恒。他们只写花瓶里的花，在书房与花之性灵一期一会。

高濂的《瓶花三说》，有种偷着乐的闲逸之美，它们是生活中的小景小情，但不能没有，想像一下，在万物冻僵之时，瓶花直如雪夜烛光，有种复苏的力量。

春生、夏长、秋获、冬藏，四季在每一个华丽转身之际，都会给人一个阳光灿烂的启示：一年都是好景致。但，春夏揖别，秋去冬来，四季在时间的秩序里却无缘聚首，花落花开，瞬息无常，怎么办？被美宠上了天的宋人有想象力，他们创造了“一年景”。陆游在《老学庵笔记》里，有一段描述，他说，京师妇女喜爱四季花样同框，从首饰、衣裳到鞋袜“皆备四时”。从头到脚穿戴四季花样，把每一天都过成了四季，谁说寿世无长物呢？他们用审美延长了生命的质量。

疫情猛于虎之际，最好待在家里读读书，提高精神免疫力。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第一辑，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