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马与骑驴——唐代诗人与宋代词人的审美选择

驴是中国古代诗人喜爱的坐骑, 中国文学史上以骑驴著称的诗人很多。仅在唐代就有李白、杜甫、孟浩然、贾岛、李贺等等。唐代诗人李纯甫有一首《灞陵风雪》诗云:"蹇驴驼着尽诗仙, 短策长鞭似有缘。政在灞陵风雪里，管是襄阳孟浩然。"此诗写成之后，中国文化史上逐步形成了诗人骑驴的意蕴。

古代诗人骑马还是骑驴，不单是一个骑什么工具的问题，还反映了一定的文化审美心理或者文体观念。我们知道，马才是古代最重要的骑乘工具，与文人有非常重要而密切的联系。那么骑马与骑驴，在诗人心目中有着怎样一种不同的审美心理呢？

驴不是中原所产，而是来自西域。唐代柳宗元在《黔之驴》中明确的说过："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少在唐代，驴的地位并不高，"蠢驴"是唐代骂人的话，从《黔之驴》的故事中也可以看出，柳宗元心目中的骗是蠢的代表。无论是个头还是行驶速度，驴根本无法与马媲美，因此被人轻视贬低，似乎只有穷困潦倒的穷酸诗人，才不得不与驴与伴。

杜甫就是个明显的例子。杜甫少年时也曾"裘马颇轻狂"，但更多的时候，还是因为经济条件，不得不与驴相伴。他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写道"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 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这时的杜甫年逾四十，却因应举不第，被迫到长安干谒求仕，骑着驴从早到晚拜访达官显贵，过着近乎乞讨的辛酸生活。可以说杜甫在驴背上尝尽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但是杜甫的厄运并没有结束。安史之乱后，杜甫携家避乱，身边连驴也没有了，只得向东邻借蹇驴代步。蹇驴是腿脚不便的驴，杜甫每次骑着时，都很不放心，又写下了"东家蹇驴许借我，泥滑不敢骑朝天"的诗句，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自己坎坷的遭际和无限悲凉的心境。

唐代文人骑驴之事大概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不第举子，第二种是被贬士人，还有一种是致仕官员。这些人都是失意之人，也从侧面证实了唐代有身份地位之人仍是以骑马为主，骑马是身份的一种标识，"骑驴文化"总是与失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唐朝诗人中，最著名的骑驴者当属贾岛。他在"连败文场，囊箧空甚"的情况下，于秋风正厉，黄叶可扫之时在长安骑驴吟诗，偶得"鸟宿池中树，僧推月下门"一句，却陷入了是用"推"还是用"敲"的困惑，以致在深思之中，老驴撞入了京兆尹韩愈的马队。虽然韩愈没有怪罪他，还帮他确定了"敲"字，但贾岛的老驴与韩愈的车队还是形成了鲜明对比。

贾岛这样家境贫寒、难以中第的士子骑驴的现象并非个例，另一位家道中落的大诗人李贺也是生活拮据，仅有驴与破囊为伴。李贺以一首"雪下桂花稀，啼乌被弹归。关水乘驴影，秦风帽带垂。入乡试万里，无印自堪悲。卿卿忍相问，镜中双泪姿"，说出了从长安到洛阳几百里骑驴往返的行程之苦，蕴含着强烈的悲愤和无奈。

从以上几位大诗人的际遇可以看出，骑驴有两个共同点：一是出身清寒，二是科举未第。因此很多唐代文人落榜后，会将自己与驴联系在一起。很多落第的士子都会运用"蹇驴"反映了他们窘困的境遇，也暗喻自己在科举路上的坎坷历程以及抱负难以实现的悲苦之情。

骑马还是骑驴，说白了就是一个经济问题。虽然东汉灵帝时，驴成为王公贵族的宠物，价与马齐；但更多的时候驴的身价比马低贱得多。唐代骑马、骑驴与官阶和身份地位挂钩，马常常是富贵王侯或者高官的坐骑，低级官员只能骑驴。但是自孟浩然之后，"骑驴"这一意象发生了转变，有了新的意义。

孟浩然是唐代著名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被视作中国文学史上骑驴诗人典范。李白说孟浩然"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将孟浩然的形象塑造成风雅高洁、令人景仰，引起了大批"李粉"追慕效仿。孟浩然的好友王维创作了多幅孟浩然骑驴题材的画作，将孟浩然进一步塑造成甘愿归隐，在雪中骑驴吟诗的风雅之士，历代诗人对浩然雪中骑驴的赞颂更是不胜枚举。这些画和诗中的孟浩然骑驴踏雪觅诗， 清标绝伦，与长安那些追名逐利的庸俗之辈形成鲜明对比。

事实上孟浩然的终身不仕，不是他不愿意出，更多的是他求而不得。他虽然长期过着隐士的田园生活，但内心深处与隐士还是存在着较大的距离。他在诗里一再申言: "忠欲事明主"和"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对政治表现出无比的热情，其思想仍然是入世的。他这种追求政治上有所成就，又不愿趋炎附势、保持知识分子的清高的矛盾，支配了他的一生。

这种矛盾的性格，逼得孟浩然不得不"南山归敝庐"，但却无意间博得了当时许多仕进无望的读书人的附合。许多人把"浩然骑驴踏雪"当作知识分子保持独立人格，视豪门权贵形同粪土的高贵品格，将"骑驴"不仅看成一种身份的标志, 也当作是一种文化上的选择。在这些下层读书人看来，蹇驴和骏马相对, 它象征着在野与在朝、布衣与缙绅、贫困与富贵的对立，因此"骑驴"带上了政治性的色彩。

我们可以肯定，孟浩然绝非天天骑着驴，但后世文人却愿意把驴背上的孟浩然摁死在长安灞桥风雪的背景中。骑驴踏雪寻诗象征着文人的高洁，与象征豪门权贵的锦绣江南意象相比，对文人政治、文化情怀上的冲击力自然不可同日而语。这是"骑驴"这一文人行为背后的意象，在被后世接受过程中强大的主观心理投射。所以唐诗有云："宁骑踏雪驴，莫骤追风马。霜蹄失衔勒， 多是快意者"，表现出的都是对热衷于功名富贵者的警省。

唐代诗人的"骑驴"意象从不自觉到自觉，最后凝固成为具有特定的文化内涵，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与驴本身的特性有关。驴性温驯，忍耐力强，但比较执拗。因其温驯，适合诗人们在游山玩水中踽踽独行；又因其执拗，成为文人讽喻世人之物。

驴远没有马威武雄壮，颜色又以灰、黑、栗为主，容易让人产生朴拙、苍老甚至凄清的感觉。中唐之不得志的诗人越来越多，驴的外观和性情对这些对世事已经失望、心态转而内敛的贫寒诗人无疑有某种共鸣作用。骑马还是乘驴, 反映的是两类的心态和境况。

唐诗中大量的驴意象, 客观上也与当时畜牧业发展的状况有关。唐代驴已成为我国北方常见的牲畜，是一种便宜而又常见的畜力。《旧唐书》上就有:"牛皆馈军，民户多以驴耕"的记载，许多中等人家，都有了骑驴的条件。更何况唐朝离魏晋时间并不远，魏晋名士中爱驴是一种普遍的风度，许多文人出于对这种风度的崇尚，也慢慢爱上了驴。

骑驴的另一个传统文化象征是落魄。中国古代文化的文化向来注重出身、郡望，驴子是来自匈奴的畜力，虽然长得像马，但"来路不明"，没有任何文化底蕴和渊源，是浅鄙之物，连叫声也被说成是"驴鸣似哭，马啸如笑"。在"以雅相尚"为上流社会审美的心态之下，这种"蠢"、"笨"的动物是不能和"雅"沾上边的，因此也是得不到上流社会的认可的。

"骑驴"背后附着的文化不但影响着唐人，之后的宋代词人们也受到了这种文化的影响。

词的本质是于歌台舞榭浅斟低唱的流行歌曲，从词的创作环境来看，更多是在酒宴歌席之上创作出来的，《花间集序》上说:"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 举纤纤之玉指， 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妖娆之态。"

正因为如此，词人们赴宴时，大多不会"驴仆剑装轻，寻河早早行"，更多的是"白马玉鞭金辔"的少年郎。他们在绮筵上所写的，定然不会是"苦吟"之作。

宋代太平宰相、著名词人晏殊宴宾客时，"盘馔皆不预办，客至旋营之。但人设一空案一杯，既命酒，果实蔬茹渐至，亦必以歌乐相佐，谈笑杂至。数行之后，乃具笔札相与赋诗，率以为常，其风流未之有比。"

正因为宋词大多是即席创作的，宋人的诗词观念是"小词不碍"，对词的创作显得随意，骑驴苦吟显然没有了用武之地。而且词相对于诗来说，在审美感受上多了一些富贵气，因此写"驴"词篇很少，正是宋词的"富贵气"，把象征落拓的"骑驴"意象排除在外了。

唐朝文人骑驴，不仅在于驴作为交通工具被广泛使用，"骑驴"不但是当时诗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同时又蕴含了文人的价值观和生活观。所以，在唐代文人的渲染和吟咏下，骑驴变成了一种文雅行为和隐士风范，也成为文学作品中一个 有趣而又富有文化韵味的题材。而宋代词人在诗词当中写到自己的骑乘工具时，出于宋词的"富贵"审美感受，所以有所选择，很少将"骑驴"写进词中，这正是唐诗和宋诗观念及文化心理上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