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怪出没：日本疫情中的现代理性与魑魅魍魉

当地时间4月16日晚，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将紧急状态的范围从先前包括首都东京在内的七个行政体扩大到全国所有的都道府县。时隔一天，日本国内的新冠确诊总数也突破了一万人的关卡。在疫情升级之下，社会对相关话题的探讨也越发激烈。“增加核酸检查”、“防止医疗崩溃”等关键词几乎每天都是报纸和网站的不动头条。但与此同时，和这些“科学”讨论相并行的看似不怎么“理性”的话题也以社交网络为媒介取得了巨大的声量。这其中，一种在江户时代末期曾经流行的妖怪成为了此次疫情中最大的明星。

来自海里的预言家

从2月底开始，陆续有日本网友在推特上传自己创作的妖怪主题图画。这些作品虽然风格各异、长短不一，但它们的原型都是一个名为“amabie”（日语：アマビエ）的不明生物。而给它们点赞或转发的人则大多出于防止新冠感染的目的。带话题“amabie”（＃アマビエ）或“amabie挑战”（＃アマビエチャレンジ）的投稿从二月底平均一天十多条发展到了三月中一天上万条的规模。

最早对于amabie的报道和描绘。来源：京都大学图书馆

那么这个神奇的amabie到底是何方神圣呢？根据现存最早对该妖怪的瓦版（日本一种类似报纸的前现代媒体）记载：弘化3年4月中旬（约公历1846年5月上旬），肥后国（现在的熊本县）附近的海里每天都有不明发光物出现。赶去勘查的官员发现这种生物披着等身高的长发，长有喙嘴，全身覆盖鳞片且还有三只脚。妖怪不仅向官员介绍自己是住在海里的amabie，还预言“从今年开始的6年间全国粮作都会丰收，但同时疫病也会流行。请把我的样子画下，快点给大家看吧。”

长期从事妖怪研究的学者长野荣俊表示，amabie应该属于“预言兽”这个大类之下。事实上，和它体型类似的三脚生物1843年在名古屋、1844年在福井县以及日本其他地方都有好几次目击传闻。而它们名称的读音基本都是“amabiko”。由此，长野认为这次成为话题的amabie很可能是发音在传播中变形后的一个结果。但无论如何，只要把它们的样子进行复制和传播就能避免时疫甚至获得长寿的功效则是这些故事中的妖怪们相通的部分。

这一发源于社交网站的现象很快席卷了整个日本社会。有爱知县的神社在自己的御朱印（一种融合了书法和绘画的参拜纪念）中加入了amabie的元素，有秋田县的和果子商店推出了以amabie为原型的点心，还有全国性的快递公司在自己的卡车上都印上了amabie的图像。甚至是主管疫情应对的厚生劳动省也于4月9日在自己的官方推特上传了画有该妖怪的宣传海报来提醒大家避免不必要的外出。这一风潮很快也流行到了海外，包括英国《卫报》和美国《纽约客》杂志在内的媒体都对这个现象进行了专题报道。

日本厂家推出的以amabie为原型的和果子。来源：秋田经济新闻

日本现代化的另一个侧面

其实，本次新冠疫情并不是amabie第一次在大众传媒中登场。包括知名漫画家水木茂在上世纪60年代推出的国民作品《鬼太郎》还有近年来人气颇高的动漫《夏目友人帐》系列中都有以它为原型的角色出现。更进一步说，支撑着包括amabie在内的妖怪形象经久不衰发展的是日本强大的“妖怪文化”。

虽然在早期受到中国和印度文化的影响，但和妖怪相关的叙事还是在日本确立了独特的发展轨迹。笼统的说，日本文化中的妖怪并不一定具备需要被消除或避免的负面意涵。以万物有灵为基础思想的日本神道教从某种程度上赋予了妖怪们生活在人世间的“公民权”。但这种传统的妖怪文化在从明治维新开始的日本现代化中受到了不小的冲击。美国学者Gerald Figal在著作《文明与怪兽》（Civilization and Monsters）中就详细分析了这一过程。

Figal的立意最创新的地方在于：相比其他学者把前现代的妖怪文化视作现代化需要扬弃的“剩余部分”来说，他提出这些“非理性”的成分其实在现代人对理性的追求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且左右了现代化在日本所采取的特有形式。

作者在书中聚焦了两位日本学者井上圆了和柳田国男对于妖怪的论述。被称为“妖怪博士”的前者可谓是现代日本研究“迷信”的第一人。在详细梳理了从古至今的各种怪奇现象后，井上把世间所有的妖怪分为了“实怪”和“虚怪”两大类别。而它们各自旗下又分别包括了“真怪”和“假怪”以及“伪怪”和“误怪”四个小类。在他看来，除了真怪之外，其他三种类别的妖怪都可以用现代科学进行解释并破除迷信。但他看似科学的分类学又不全然是中性的。Figal就指出了井上的“真怪”其实和对日本皇室的信仰紧密结合在了一起。简而言之，战前对天皇的绝对服从是即使在以理性为代表的现代也必要的一种迷信。

相比之下，常被认为是“日本民俗学之父”的柳田国男对妖怪采取了更为同情的立场。他不认为用现代理性把传统妖怪文化贴上封建迷信的标签是合适的做法。从而，他尽其一世奔走于日本各地搜集民间传说和风俗习惯，并致力保存在飞速推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逐渐消失的这些传统。但Figal同样评论道，柳田国男在不自觉间参与到了一种把日本文化“本质主义化”的操作中。换句话说，虽然柳田没有以类似“东洋唯一现代国家”的称号来论证日本人的优异性，但他却陷入了日本人拥有“世界上最独特的妖怪文化”这种民族主义的叙事之中。而这种思维模式在现实中又无疑和战前的殖民主义及法西斯主义相兼容。

日本厚生劳动省在官方推特所发的带有amabie形象的防疫海报

正是以这两者为代表的对于妖怪的各种论说使得这一看似非理性的文化在经历了快速现代化的冲击后仍然顽强扎根在日本社会。它们也是在经历了民主改革和经济腾飞的战后，各种妖怪仍能在日本大众文化中保有一席之地的重要原因。

视觉时代的众声喧哗

正如Figal所揭示的，日本妖怪文化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可能是它拒绝被一切“特征”所框定。看似非理性的妖怪有着十分理性的权力算计，而具有反抗性的民间文化又同时在服务国家机器。那么回到本次新冠疫情，日本社会的“amabie热”又给我们提供了哪些可以打破既存认识的可能性呢？

在我看来，“视觉性”这一关键词似乎可以串联起一组跨越时空的反思性片段。

首先，如许多论者所说，“视觉”对于其他感官的压胜是现代性的重要特征之一。但日本的妖怪文化却告诉我们视觉的这种重要性也许从前现代开始就已经被打下了铺垫。在江户时代的日本，用具体的形象来替代不可见的灾难是妖怪们可以发挥功效的先决条件。在amabie的例子里我们看到的是对“治疗”这一抽象行为的具体化。而浮世绘里一系列的“鲇鱼图”（因为民间把地震原因归结到地下存在的巨大鲇鱼）和“虎列刺退治图”（把霍乱拟形为融合了老虎、狼和狸的怪兽）所呈现的则是灾难“原因”的具像化。

其次，回到现代来说，本雅明关于“工业复制时代的艺术品因为缺少了一种‘aura’（中文有翻译为‘灵晕’）从而无法发挥它们在前现代所具有的宗教效力”的犀利观点成为了许多人的共识。但在对视觉的利用上相比大规模工业生产更进了一步的网络社会里，靠着“点赞”和“转发”而壮大的amabie形象在疫情里对人们心灵的治愈是不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又找回了属于艺术品最原始的魅力？

另一方面，在他身处的那个纳粹势力不断抬头的时代，本雅明还警告了我们“除魅”后的现代图像有着容易被政治利用的危险。在今天，虽然这种政治化确实也在发生，可它的实际走向却难以预测。比如，此次日本网友转发amabie并把它称之为一种防疫手段无疑有对政府应对疫情不利的批判意味存在。但前述厚生劳动省只是发了一条有amabie图像的推特就通过“征用”（appropriate）而把妖怪形象的潜在颠覆性轻易化解了。而海外媒体对于日本官方这一亲民举动的报道则成为了上文柳田国男被批判的“妖怪民族主义”一个鲜活的当代例证。

首相安倍试图参与到艺人星野源发起的“在家跳舞”的网络活动中。来源：安倍晋三官方推特截图

与之相对的，安倍首相在网络空间最新的一次“炎上”（日语汉字，多指公众人物因不当言行而受到大众抨击）则成了一个反面的示范。日本知名艺人星野源于4月2日在自己的社交网站上免费公开了为此次疫情录制的新曲《在家跳舞吧》。他鼓励大家对视频进行转发和再创作，以此提醒人们减少外出。从文体明星到普通大众，参与到这个活动里的人通过彼此影像的广泛复制在虚拟空间创造出了一种“万众一心”的团结感。但当安倍可能是想要具像化他对民情的体察而在12日上传了自己版本的“在家跳舞”时，却反而被批充满了傲慢而让人“无法直视”。官房长官菅义伟举出了“有前所未见的35万人点赞”的观点试图从“量”的角度来为他辩解，但更多网民看到的却是抱着宠物狗悠闲在家喝咖啡的总理和因为失去生计而被迫在家的人之间“质”的差别。

最后，在人们可以靠显微镜清晰看到新冠病毒但仍然找不到特效药的当下，日本民众把希望寄托到以妖怪为代表的实际上可能看不见的形象之上显得十分理所当然。事实上，大到美国把3月15日定为“国家祈祷日”，小到身边突然想去算命的朋友，这些现象看似都昭示了在疫情扩散下人们对“非科学”信仰的转向。可如果我们就此回到“理性vs非理性”这种非此即彼和此消彼长的二分法认知中去的话可能又会错过一个突破的机会。

确实，靠着禁止直接观看或者只能从固定的几个角度观看天皇所塑造出的对权力的绝对信仰有其盲目的一面。但人们对现代医学——这一基础是对病理和病人的视觉确认的科学——不加警惕的依赖似乎大有取而代之的意思。认识到“人为”和“自然”的“一体两面”也许才是我们可以避免下一次疫情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Gerald A. Figal, Civilization and Monsters: Spirits of Modernity in Meiji Japa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