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余张老照片背后的敦煌故事

艾琳·文森特女士拍摄了一百余幅莫高窟外景及洞窟内景黑白照片，因为她知道，这些洞窟中的壁画和塑像蕴含着极其宝贵的文化财富，她想用相机尽可能多地记录这些内容，并与他人一起分享这一伟大的人类文化宝藏。——王旭东

为了此次参观千佛洞我制订了很多计划。我希望多拍一些照片，我想尽可能认真仔细地多看一些洞窟，而且希望能了解“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自1943年开始忙碌开展的各项工作。

我每天都会早起，借着东面而来的大约两个小时的阳光，看它们慢慢将光线投射到那些仍然保存完好的昏暗的洞窟中。在早晨的这几个小时里，根据前一天晚上拟定的计划，我从一个洞窟跑到另一个洞窟，拍摄了大量的洞窟内景照片。

唐代第61窟南壁东侧（左侧）的壁画

唐代第156窟西壁龛顶中央壁画 千手千眼观音经变

我向“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借了一把用于放置相机的木凳，并用取自小溪里的鹅卵石支撑相机以寻找一个合适的拍摄角度，一位来自中国云南省的少数民族男孩出现在我拍摄的两张照片中，他在洞窟入口前手持很大的白色绘图纸，以把更多的自然光线反射到洞窟内的墙壁上，这在最初的两三天里对我的拍摄帮助很大。这个男孩是来自山丹培黎学校的一名学生，他来这里是为了给他们的地毯编织和丝网印刷品商店临摹一些图案。那些由于崖体坍塌而暴露在阳光下的洞窟和塑像不得不赶在中午之前完成拍摄，因为在这个高海拔且气候干燥的地方，午后的阴影是深蓝色的。

崖壁上大部分的上层木构建筑以及用于连接洞窟的栈道很久以前就已经不复存在，这种上层木构建筑模仿了独立式的房屋建筑样式，并形成了许多洞窟前室的靠外侧部分。因此，一些位于上层的洞窟实际上根本无法进入。

唐代第220窟南壁壁画

唐代第220窟壁画细部

唐代第159窟西壁 龛内的罗汉、菩萨、天王像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对王道士开凿洞窟间通道时造成的即将脱落和已松动的壁画进行了加固，对已经倾倒或从墙壁上脱落的塑像，只要能找到它们的残片就会被修复，但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从未对塑像进行重绘或重修，这样做的目的是宁可保存文物的现状也不要改变文物的原状。清理窟内积沙及塑像壁画残片的工作由从敦煌县雇用的工人来完成，截至1948年已经清理和修复了320个洞窟。

在这项工作进行期间，一些洞窟又得以重见天日，例如在《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中编号为第119窟的洞窟内发现了被平台堵塞的七个小窟。有时也发现，崖面上层位置从外面看似乎是一个洞窟的入口，但实际上是洞窟前室的一扇窗户，窗户内有时往往不止一个洞窟。《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中对千佛洞共编号三百七十多个洞窟，而1948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清点的洞窟数量是四百六十个；这种洞窟数量编号的差异不仅是由于新发现了一些洞窟，而且与各自不同的编号方法有关。

唐代第159窟西壁壁画 佛龛北侧（右侧）的壁画为骑着狮子的文殊菩萨

五代第98窟西壁

第400窟北壁的宋代壁画 表现西方极乐世界场景的细部 墙壁下方绘天宫栏墙

为了能进入每个洞窟，“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用木头和常见的灰泥修建了连接洞窟的栈道和台阶，并且整齐地用白色涂料粉刷了轮廓。几个位置较高、更加孤立的洞窟需要把梯子搭靠在洞窟地面上的小洞里才能进去。

每段栈道的入口前都安装有一道可以上锁的木门，有时每个洞窟的入口也安装了木门。这些木门的费用极高，因为在这个地方缺乏适宜做门的木材。木门上题写的一段文字称，它们的费用由某某团会或商会资助。然而，这些现代的供养人既没有留下他们的画像，也没有留下他们的照片（这个时代留下照片更为合适）。“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采用了一套全新的第三种洞窟编号方法，很明显比伯希和教授和张大千先生的洞窟编号方法更完善。

魏代第249窟西壁塑像 龛内主尊像 此尊佛像的头部和双手经后代重修，但壁画为原作

魏代第249窟西壁 这张照片是从礼佛者跪拜的角度拍摄的

魏代第249窟窟顶

我在千佛洞参观期间，有十几个男女学生也住在那里，他们每周临摹六天壁画。这些学生采用粉状矿物颜料和其他颜料掺水后在一种特制的纸张上作画，这些纸张来自中国四川省省会成都，当时是非常有名的造纸中心。最好的复制品非常忠实于原作，准确表现原作的精神面貌，显示出临摹者娴熟的绘画技法以及对细节的把握，中国画家以此而闻名于世，但并非所有的复制品都是如此。

在千佛洞逗留了两三天之后，我发现自己的参观时间有可能要缩短了。我期望用数周的时间在各种洞窟间穿梭漫步，去观察、研究，最重要的是去欣赏这些精美洞窟，这项工作令人着迷，可能需要花费数年的时间。不幸的是，一位邮递员骑马从敦煌县城带来了一封电报，这封电报一路辗转传递送达这里，好像那封电报是颗宝石似的。泛黄的纸张上略显含糊的电文迫切要求我在两周之内返回兰州。按照我从兰州到敦煌花费十七天的时间计算，我应该立刻启程……

来源：敦煌书坊，文章摘编自《神圣的绿洲——1948，艾琳·文森特的敦煌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