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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的那些童年趣事,你收藏的香烟盒子有我的多吗?

Image 2020-03-31

玩具是孩童时期最亲密的游戏伙伴。我的童年,除了自制过不少玩具外,有一阵子,我喜欢收藏香烟壳子,其迷恋的程度,不亚于现在有的孩子喜欢“奥特曼”、“乐高”和“芭比”。

夏天的弄堂,一桌桌打牌的人聚在路灯下打“大怪路子”。烟蒂扔的遍地,我守株待兔般地等着别人扔掉的香烟壳子。

时常有人让我代买香烟、火柴,我更是乐意“跑腿”。买回烟后,我小心翼翼地拆开,帮其一支支装在铁皮烟盒里,得到一只崭新无皱捏的香烟壳子,心里美滋滋的。

有的打牌人拎着自家的热水瓶放在脚边,我见他们搪瓷缸中没水了,忙不迭拿起热水瓶为他们倒水。有时候还帮他们去老虎灶“泡开水”,赢得不少牌友的好感。他们乐意将抽完的香烟壳子给我。那些日子,弄堂里只要有牌摊头就会有我的影子。

那时,在电影院偷偷抽烟的人也不少。从放映室里投射出的光束便看到烟雾缭绕。电影一散场,我便猫着腰,一排排座位“扫”过去,不放过一只香烟壳子,不多时就能捡到几只的香烟壳子和一大把糖纸头。

那时,弄堂里男孩子在收藏香烟壳子,而不少女孩也在收藏各式各样的糖纸头。我把糖纸头也捡起来保存好,与邻家女孩子交换香烟壳子。

经常去杭州娘舅家,知道凯旋路上的上海西站候车室旅客多,说不定也能捡到外地的香烟壳子。放学后,抱着侥幸的心情直冲西站,候车室内,躺在椅子上的、坐在地上的、倚在墙角的旅客经常人满为患。果然,我捡到了从未见到过的杭州“利群”、宁波的“新安江”等香烟壳子,令我欣喜不已。从此,我一有空便钻到西站候车室里找香烟壳子,还把重复的香烟壳子与邻家孩子交换到了上海的“牡丹”、“光荣”牌香烟壳子。我没有告诉他们这个“秘密”,怕他们也到西站去捡香烟壳子。

去西站回家的路上,我不忘在中山公园门口的20路、21路和96路公交终点站兜一圈,碰碰运气。售票员清扫车厢,扫下来也能捡到几只香烟壳子和一些漂亮的糖纸头。一些女孩子得知我有不少糖纸头后,纷纷拿着父兄抽完烟的香烟壳子来与我交换,让我有了挑精拣肥的机会,大大丰富了我的藏品,有的女孩子为了要得到我手中玻璃纸的糖纸头,居然还去车站捡香烟壳子呢。

七十年代,弄堂里的年青人结婚基本上都在家里办婚宴的,有的搭着凉棚办在了家门口,张家借台子,李家借凳子,大饼摊借来炉子,单位食堂借来盆子,整个弄堂都是喜气洋洋的。

我知道,吃喜酒的台子上都会有红“牡丹”和“红双喜”香烟,是那个年代拿得出手的高档香烟。圆台面上香烟一圈发下来,很快就有空壳子拿了,我便去候着,人家在大吃大喝,我在远处静观着,一挨有人发完香烟,我一个箭步冲上去,“爷叔”、“娘舅”叫得“乓乓响”,他们会将没有捏皱的香烟壳子给我,这种香烟壳子是全新的,品相好,令我爱不释手。运气好的时候,新郎新娘发喜糖,我也能得到八粒一包的喜糖。这意外的收获,更让我坚守婚宴的现场,直到结束,我能得到七、八个香烟壳子。后来,弄堂里其他小孩也加入到这个行列,大家只好分台子,各不相扰。

有一次,走在路上,看到一个老头拿出香烟点燃后吸了起来,我蓦然看到这是一只我没有的香烟壳子,便怯怯地向老头索取。老头说:“壳子里还有一根香烟呢,不能给你”。我怅然若失又好不甘心,就与老头保持着一段距离跟着他。从华阳路一直跟到曹家渡,那老头终于又点燃了香烟,随手却将香烟壳子一捏扔进了路旁的水塘里,我那个恨哪也无奈,只得从水里捞起了香烟壳子用衣服把它擦干,追踪了几站路,却捡得一只湿哒哒、皱巴巴、脏兮兮的香烟壳子,心里有股无名的火。

那时,弄堂烟纸店的香烟是可以拆零卖的,“飞马牌”七分五根,“大前门”一角五根,我喜欢帮人代买香烟。店主见我老是往他的店里跑是为了香烟壳子,悄悄对我说:“人家叫侬买香烟,侬就到我的店里来,我会给你空壳子的”。我一个劲地点头。从此,我跑他的小店更勤了,店主也没有食言,时常塞给我一、二只新的香烟壳子。

至今,我都记得买过的每包香烟价格:“生产牌”八分、“勇士牌”一角三分、“劳动牌”二角二分,“飞马牌”二角八分、“大前门”三角八分、“牡丹牌”四角二分,它是烟纸店最高档的香烟,且要凭票供应。

弄堂人的生活是温饱型的,“爷叔”们没人抽高档香烟的。所以,我收藏的香烟壳子基本上也是“大前门”、“飞马”、“劳动”、“勇士”和不少外地的香烟壳子。有时,我为了得到一个没有的香烟壳子,会用十只、二十只“大前门”换回一只“牡丹牌”或“上海牌”香烟壳子,用几只品相差的香烟壳子换回一只全品相的,我都觉得是值得的。

同学俞宝华有一只“中华牌”香烟壳子,让我羡慕得不得了,那时“中华牌”香烟是特供的,市场上没有买的。我便天天盯着他,让他从我的收藏簿子里挑二十只各式香烟壳子与他交换,被他一再拒绝。我只得作罢,此时恰巧学校动员学生利用业余时间收集废钢铁,支援国家建设,还给每个学生定了指标。看到俞宝华一筹莫展的样子,我与他商量,帮其完成指标,让他把“中华牌”香烟壳子给我,宝华回家告诉了母亲,想不到他母亲一口同意,说香烟壳子又不能当饭吃,催他与我“成交”。

那段时间,各校各班都在发动学生收集废钢铁,马路上、弄堂里角角落落的废铜烂铁早不见了踪影,不少女同学拿出了自家的破铁锅、坏铝盆和烂铁皮等去“交账”。我曾去过长风公园2号门附近的小河里撩过鱼虫,走过云岭东路、金沙江路一带看到过不少工厂和仓库。便想去那里找找废钢铁,我与同学王建明带着自制的轴承木板小拖车出发了,我们沿着万航渡路,翻过凯旋路铁桥,沿着苏州河行走,直奔云岭东路一带,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俩捡到了不少人家扔在厂门口的废铁块、废铁丝,足有百余斤重。手拉肩扛,虽是隆冬,却热得头上直冒热气,我把部分废钢铁送到宝华家,他母亲拿出一杆秤后,连连叫“够了、够了”,便叫儿子把书中夹着的那张“中华牌”香烟壳子给我,我奉若至宝高兴得跳了起来,直呼“乌拉”。

浸着岁月的收藏,时常回味无穷。那时还不明白这种东西叫烟标,弄堂的孩子都叫它香烟壳子,是捡来的乐趣。它天然、手工、节约,是低碳的收藏。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被保留下来,但那种快乐却依然清晰、有趣。

温馨提示:图片、文章来源网络。


责任编辑:郭旭晖 龚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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