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与《七子之歌》的故事（北京晚报）

　　音乐真神奇

　　“你可知‘Macau’，不是我真姓，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

　　澳门回归时，闻一多诗作《七子之歌·澳门》改编的这首歌打动了无数人。也让闻一多这组此前不那么受重视的诗歌作品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其实，这首诗在形制上并不似其他歌词那般标准，其何以在短短时间之内爆发出了此前七十多年都未曾显示的力量？

　　《七子之歌》组诗包括“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岛”和“旅顺·大连”七篇，根据闻一多于1925年写给梁实秋的信函可知，这组诗歌于3月的某个夜晚“草成”。当年5月，闻一多便登上了回国的轮船。6月，闻一多便抵达上海，结束了三年的留美学习，实现了他在《七子之歌》每一篇最后都反复吟咏的那句“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闻一多12岁考入清华学堂，准备留美。1922年7月16日于上海登上了麦金雷总统号邮轮，开始了赴美航行。半个月之后在美国西雅图登岸，开学后进入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美术。当年芝加哥美术学院录取的新生中，只有三名中国人，其他两人分别来自加拿大和檀香山，都不会说中国话。

　　芝加哥留给闻一多的印象并不好，他经常嫌公寓窗外的环境太过嘈杂，加之朋友方来得病去世，另一位朋友王朝梅也因为车祸去世——这都让巨大的孤独感围绕着闻一多，也在某种程度上给闻一多种下了对于工业社会的“反感”。闻一多曾经在《致吴景超、顾毓琇、翟毅夫、梁实秋》一文中道说自己是“一个孤苦伶仃的东方老憨”。

　　另一方面，闻一多虽然学习的是美术，且成绩不俗，但是他醉心的仍是文学。在芝加哥的日子里，他总是读陆游、读韩愈。这既与他在赴美前就喜爱中国传统诗词有关，也与他于1923年6月的一次“受挫”有关。这一年，闻一多获得了奖励给成绩最优学生的“最优等名誉奖”，本来按照规定，获得这一奖项的学生可以赴巴黎、罗马等城市进行艺术考察，但这一惯例却没有在满怀期望的闻一多身上实现——这种奖励的对象只限于美国学生。在致家人的信中他愤怒地说：“余已绝望矣——于此更见美人排外观念之深，寄居是邦者，其何以堪此？”

　　由于在芝加哥过得并不开心，加之在科罗拉多大学学习的友人梁实秋经常给闻一多寄来当地的明信片，被当地风光和文学上的友人吸引的闻一多，于第二年转学到了科罗拉多大学。在科罗拉多大学的一年中，由于当地大多数人对中国留学生的良好态度以及友人的陪伴，闻一多的心情向好。当然，这一年中同样出现了让闻一多心情不悦的事件：闻一多在科罗拉多大学时，学生办的周刊上发表了一首美国学生所写、题为The Sphinx的诗，说中国人的脸看起来沉默而神秘，就像埃及的狮身人面像，闻一多为此写了一首Another Chinese Answering加以回击，他在诗中歌颂了中国的地大物博和光辉历史。

　　一年之后，梁实秋毕业，取得学位奔哈佛而去，闻一多则选择了去纽约继续深造。

　　在纽约的时候，闻一多住进了有“万国公寓”之称的“国际学社”。并在这里结识了熊佛西、余上沅等人，开始了自己关于戏剧的尝试。1924年12月，闻一多参与制作的英语话剧《此恨绵绵》(又名《长恨歌》)公演，获得了巨大影响，远在波士顿的中国留学生受到启发，同样制作了英语话剧《琵琶记》。闻一多由此得到启示，在美术和文学的天平上更加倾向于文学。

　　三个月之后的一个深夜，闻一多挥笔写下《七子之歌》，并于第二天便告知友人。以上的经历都可以视作闻一多写下《七子之歌》的铺垫或者说情感积淀，也许正是由于留美期间闻一多三年辗转三座城市，其间又经历了许多波折，加之他情感丰富的内心(闻一多曾言的那句“诗人的主要天赋是爱”给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使得他产生了更为浓烈的思乡之情。故而他在归国前夕，思乡之情最浓的时候，效法古人，选择了七个为外虏侵占的港口，“为作歌各一章，以抒其孤苦亡告，眷怀祖国之哀忱”。一方面是替这离开祖国怀抱的七个地方抒情，另一方面，更是抒发自己的羁旅之情。

　　可见，《七子之歌》在七十余年之后，澳门回归祖国之际感动世人，是由于近一个世纪的情感积淀。这种情感是国人所共有的，所以在合适的时间点可以点燃听者的情绪。可以说，这组诗歌就是因为闻一多成功地将多舛国运与个人羁旅感慨完美结合而脍炙人口。

　　“诗言志，歌永言”，其实中国自古有用音乐教化、感染、鼓舞世人的传统，这在中国的艺术和哲学思想体系中无可厚非。但是，自古而来的音乐之所以能动人，正是因其符合某种规律。

　　概括来说，这种规律是天地自然之道，或者说自然而然的美感；具体而言，这种规律是人类的情感价值观。上合天地，下适人情，方能感人。可见音乐感人，靠的是与听众的共情。反过来说，当构成音乐的元素(旋律、歌词等)不足以唤起听众的情感共鸣时，就会让人无感。

　　无感本来无伤大雅，但当这一“音乐作品”与眼下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社会话题息息相关时，当“音乐作品”又试图以话题中的某个“温情”片面消解掉热点问题本身的厚重，消解掉客观存在的苦难时，就会让人感到反感，甚至恶心。

　　这正是音乐的“神奇”之处，当它符合普适的情感与价值时，它是打开情感闸门的钥匙，是无国界的桥梁；当它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成为了博出位的工具时，它反而成了一面反射人心丑恶的镜子。

　　▌袁新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