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经洞卷子流散之见证

1900年敦煌藏经洞发现了数万卷唐代写本。由于清朝的腐败，敦煌的偏远，这一发现没有及时为中国学者所知。1907年到1908年，藏经洞的精华先后被斯坦因和伯希和攫取到手，运送伦敦和巴黎，可是当时的中国学者对他们拿去了多少东西以及藏经洞剩余情况，却了然无知。

1909年秋，伯希和由河内来到北京，随身携带了一些没有随大宗收集品寄回巴黎的敦煌写本，并将其中的四部典籍、古文书等出示给京师学者看，这时，京师学者才第一次得知中国的西北角发现了唐代古写本。伯希和还告诉大家，藏经洞还有以佛经为主的写卷约8000卷，他并没有取完。罗振玉把这个惊人消息立即报告给学部左丞乔茂楠，请火速拍电报给护理陕甘总督毛庆蕃，让他把剩下的卷子购买回学部，并为学部代拟电文，发往甘肃。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二十三日，清廷学部致电护理陕甘总督：

行陕甘总督，请饬查检齐千佛洞书籍，解部。并造像古碑，勿令外人购买。宣统元年已酉八月二十三日

这就是人们后来经常引用的清朝学部的电报，也可以说是清朝政府处理藏经洞经卷仅有的档案记载之一，收入《学部官报》第104期。虽廖廖数语，但这是藏经洞写卷发现9年后第一次由政府出面保护和拯救剩余藏品所形成的档案。

甘肃地方政府尤其是敦煌县政府，在接到学部电报后，如何处理藏经洞剩余卷子并运出敦煌的过程，县政府当时是有政府公文记载的。这些政府公文是当时地方政府处理剩余敦煌卷子不可多得的原始记录和研究敦煌遗书流散史的原始材料，辅之以斯坦因的《沙埋契丹废墟记》等资料，被后来的研究者一再引用，以还处理过程的原貌。但现今，这些档案绝大多数失散或损毁。敦煌县政府的档案，首先是由历史学家卫聚贤1943年披露出来的。

▲考古学家卫聚贤

卫聚贤祖籍甘肃庆阳西峰镇人，民国著名学者,曾在上海和重庆主编国学刊物《说文月刊》。1941年秋，卫聚贤随同监察院长于右任去西北考察，在敦煌石室住了3天。卫聚贤在敦煌考察期间，除了察看莫高窟壁画和彩塑艺术外，还专程去了敦煌县政府，查阅了当年县政府处理藏经洞问题的大量档案。回到重庆后，卫聚贤在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和中央大学历史系又先后作了几次演讲，最后写成《敦煌石室》一文，发表在由他主编的《说文月刊》1943年第3卷第10期上，并将他在敦煌县政府查阅抄写的其中9件档案，作为文章的附录一并发表。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见到的处理敦煌卷子最完整的一组档案，是宣统二年（1910年）到民国九年（1920年）敦煌县政府形成和保存的，主要记载了王道士私藏在“转经桶”里的敦煌卷子和处理卷子中成捆的藏文写经的内容，记述了敦煌县政府接到清学部电报后，查检、处理藏经洞卷子的详情。

▲敦煌遗书

但是，卫聚贤披露的这些档案毕竟是移录在出版物上的抄写件，从1941年卫聚贤在敦煌查阅这部分档案算起，已经半个多世纪了，这些档案原件是否在敦煌原地或他处，却谁也说不清了。

▲李正宇先生

大约1998年的一天，我去兰州立功巷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所长李正宇先生家里请教有关敦煌的问题。李先生是敦煌学专家，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李先生知道我对藏经洞有兴趣，又在档案部门工作，就拿出一张他保存的照片让我看，我一看是一件档案原件的照片，是典型的清末公文。卷子尺寸略长，从右至左毛笔竖写，中钤骑缝章，左侧落款处盖县府印，内容是接替陈泽藩的新任敦煌知县申瑞元于宣统二年十二月十四日给王道士的谕，与卫聚贤抄录的案卷中所述申瑞元亲去莫高窟查验，要求王道士妥为保护“转经桶”的事前后衔接。

▲敦煌遗书

虽然公文的内容与卫聚贤在敦煌县政府抄录的9件有关档案内容类似，都是县政府要求王道士保护“转经桶”，但却不是卫聚贤在《说文月刊》上公布的那9件之一，是同类问题的另一件档案。更为可喜的是，它是原件的照片。那么，原件在哪里呢？

李正宇先生说，原件现在敦煌研究院保管。大约在“文革”之前，敦煌文物研究所的马世长先生在撰写《关于敦煌藏经洞的几个问题》的文章时，曾到敦煌县上查阅资料，当时“文革”前敦煌县没有建立档案馆，一些历史档案收存在县公安局，马世长就在县公安局借阅了这件档案原件。后来，由于“文革”动乱，这件档案没有机会归还，就保留在了敦煌文物研究所档案室。马先生曾说他在县公安局查档时，仅发现了这一件敦煌县政府记载藏经洞内容的档案。其他档案原件在哪里呢？后来笔者也设法追寻过这些档案的下落，到酒泉地区档案馆查找过，但酒泉地区档案馆并未收藏。是否在1955年10月酒泉、张掖合并为大专区时，有关档案移交到了张掖专区收藏呢？经查实，1962年两专区又重新分设，各自将档案带走，大专区本身形成的档案留在张掖。现今张掖市档案馆也未有这些档案。至此，当年敦煌县政府的这批档案已下落不明，或散失，或损毁，都有可能。至为遗憾。

▲2007年，88岁的兰州市民杨遇春老先生将自己收藏了半个世纪的两件敦煌卷子捐赠给了省档案馆。

藏经洞敦煌卷子在发现的前期和劫余写卷运送北京的过程中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流失，而当时记载处理敦煌卷子情况的县政府档案的命运也同样如此。这是发人深思的。有关敦煌卷子流失的具体详情，现今还没有完全披露于世，然而，要弄清楚敦煌卷子的流散情况，非利用档案资料不可。不管怎样，今天我们有幸能看到卫聚贤先生当年的档案抄写件和目前在敦煌研究院保存的惟一一份原件（这份原件已在2000年由敦煌研究院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图史》上公布），仍对我们了解那段历史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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