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加索的情人吉洛特：一场我不想躲过的灾难
她是毕加索一生中七个最主要的女人中的一位，
也是唯一主动离开毕加索而不是为毕加索所抛弃的一位。
一个人，如果有幸（或者不幸）活上90岁，会在干吗？回忆，枯坐，枯萎？不，不，不，至少弗朗索瓦斯·吉洛特（Francoise Gilot）不是这样，已过91岁的她，依然思维敏捷、精力充沛、言谈得体、仪态优雅，活跃于访谈、画廊、美术馆，在纽约中央公园西大道的画室里日日作画，活在当下。
2012年5月2日至6月30日，“毕加索与弗朗索瓦斯·吉洛特：从巴黎到瓦洛里，1943～1953”（Picasso andFrancoise Gilot：Paris-Vallauris，1943～1953）在纽约嘉阁轩画廊（Gagosian Gallery）展出。开幕酒会上，吉洛特一袭红色套装，在策展人、收藏家、拥趸的包围中，接受各方祝贺。
借着此次展览的盛典，最重量级的访谈节目主持人查理·罗斯（Charlie Ross）对吉洛特做了一次访谈。
访谈中，吉洛特身着墨绿色外套，思维敏捷，对答智慧，额边一个发夹，卡住利落的短发，是惯常的自信和决绝，是有着深厚艺术垫底和岁月经年的优雅和练达。看着年过九十而依然美丽端庄优雅的她，不难想象22岁的她初识毕加索时的绝世惊艳。
弗朗索瓦斯·吉洛特的知名在于两点：其一，她是有所建树的艺术家、作家、批评家；其二，她是毕加索一生中七个最主要的女人中的一位，也是唯一主动离开毕加索而不是为毕加索所抛弃的一位。
与毕加索相识、相伴的10年，是她的资产，也是她的负债，那是一段以浪漫甜蜜开始，以老死不相往来结束的感情，是艺术上的激发、灵魂上的对话和生活上的龃龉相纠结的10年，是提挈她艺术发展的重要10年，也是此后的60年里她极力想要摆脱、超越、撇清的10年。
对于当年吉洛特的离去，毕加索至死都不肯原谅，如若得知今日的联展，不知会不会气得从坟墓里跳起来。但是没有办法，吉洛特从来都不肯屈就，她要的是精神上的平等，她坚持讲述“她这一半的故事”。
吉洛特1921年11月出生于巴黎，父亲是一位成功的商人兼农艺家，母亲是一位艺术家。她自小就具有独立的性格，父亲希望她成为一位律师或科学家，可她真正钟情的是艺术。吉洛特17岁获得巴黎大学哲学学士，18岁获得剑桥大学英国文学学位。在父亲的坚持下，此后她又断断续续地攻读法律学位，但常常逃掉上午的法律课，跑去学画，最终放弃了法律专业，正式进入艺术领域。
与毕加索的相识是在1943年5月12日，吉洛特到塞纳河左岸的LeCatalan餐厅与两位朋友晚餐。毕加索和几个朋友正好在邻座一桌。那时，吉洛特22岁，初露锋芒，毕加索61岁，名满天下。
一见之下，毕加索立即为这位活泼美丽的姑娘所吸引，不时往邻桌看，气得与他一道用餐的时任情人愤愤地瞥着吉洛特的桌子。
按捺不住，过不多久，毕加索抱着一碗樱桃走到邻桌，请求吉洛特的朋友引见。寒暄之下，吉洛特邀请毕加索参观她正在Decre夫人画廊举办的联展，毕加索也邀请吉洛特和她的朋友参观他的画室。
几天之后，当吉洛特到Decre夫人画廊时，吃惊地得知那天早上毕加索来参观过，并留下字条，再一次邀请吉洛特和她的朋友去他的画室参观。
然后，交往开始了。
吉洛特说，倘若在和平时期遇见毕加索，一切就不会发生，但我却在战时遇见了毕加索。那时，巴黎被德国占领，形势危险。对我这代人来说，毕加索是一个英雄，他画了《格尔尼卡》，是反法西斯的象征，他随时可能被逮捕，但却怀着巨大的勇气坚守在巴黎，而不是逃亡美国，那是他反抗压迫的方式。那时，人人都可能明天就死去，这反倒令我无畏，敢于追求心中所想。
尽管吉洛特知道毕加索风流成性，但她对毕加索没有什么惧怕或敬畏。在《与毕加索的生活》一书中，吉洛特写道，她知道与毕加索相伴将是一场灾难，但“这是一场我不想躲过的灾难”。
1946年，吉洛特与毕加索生活到了一起。不过他们一直没有结婚，因为毕加索的第一任妻子拒绝离婚。“和他在一起棒极了，像烟花一般绚烂。他拥有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充满智慧，魅力无穷。只要他有兴致，能让石头随着他的旋律起舞。”
在罗伯特·卡帕为他们在法国南部Golfe-Juan海滩所拍下的那张著名的照片上，吉洛特戴着草帽在沙滩上欢愉地行走，毕加索在她身后笔挺地撑着巨大的遮阳伞，是臣子恭敬地侍奉着女王，又是老夫深深地疼爱着年轻的情人。
在欣喜若狂的日子里，毕加索为吉洛特画了著名的《女人——花》。关于这张画，还得追溯到马蒂斯。吉洛特对马蒂斯心仪已久，她说自己15岁起就喜爱马蒂斯，在1937年巴黎世博会上，她爱上的是马蒂斯的画，而不是毕加索的。1946年2月的一日，毕加索带着吉洛特去见马蒂斯。马蒂斯说，要为吉洛特画一幅肖像，有绿色的头发和浅蓝色的脸庞，这个想法把毕加索给惹恼了。
6月，毕加索决定亲自给吉洛特画一幅肖像。当吉洛特落座之后，毕加索却说：我看你不是坐着的，你根本不是被动型的人，我只看见你站着。想起马蒂斯要把吉洛特的头发画成绿色的想法，毕加索说道：“并不是只有马蒂斯才会把你画成绿头发的。于是，毕加索把吉洛特的头发画成了绿叶的形式，整个肖像也自然而然地成了一枚花朵图案。”
起先，毕加索要给吉洛特画一张写实的脸，但深思了一会儿后说：不，这不是你的风格，写实的肖像根本不能再现你。
这个脸，我得从根本上另打主意。
尽管你的脸是长长的鹅蛋形，但是为了表现光彩和表情，我需要使它变为一张扁扁的椭圆脸，为了弥补它长度上的损失，我要把它画成冷色——蓝色，它会像一个小小的蓝月亮。
毕加索把一张纸涂成蓝色，然后根据蓝月亮的概念剪成各种程度的椭圆。全部剪好之后，他在每一个圆上分别画上了眼睛、鼻子和嘴，然后把这些椭圆用针别在画布上，上下左右地移动，经过反复的尝试之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放妥，对吉洛特说：好了，这就是你的肖像
1948年，毕加索和吉洛特搬到法国南部瓦洛里的乡间居住。
表面上看，那是战后的宁静日子，岁月静好，日子悠然。
吉洛特为毕加索生了两个孩子，克劳德和帕洛玛，那是吉洛特和毕加索相互对话、激发、依靠的日子。
他们常常就同一主题——他们的家，尤其是两个孩子——进行创作。
除了绘画之外，毕加索和吉洛特也进入了陶瓷、雕塑和平面印刷领域。与毕加索的作品相比，吉洛特的作品则更为写实，在她的作品中，孩子是真实的人，而不是抽象的色块。用评论家的话来说，“他们写下的是真实的词句，他们划亮的是真的火柴”。
除了当毕加索的缪斯和模特儿，吉洛特也是毕加索在艺术上的对话者。她陪着他一起熬夜，讨论或争论他的作品，经常到凌晨两三点钟。吉洛特的独立、直接和一针见血的见地，让毕加索又喜又恼，也丰盈了他对生活永远不竭的渴求。
但是，度过了甜蜜的初识，当吉洛特真正进入了毕加索的生活，却发现，她爱上的伟大艺术家在生活中是一个暴君，又像一个任性霸道的孩子，要求吉洛特事事顺从他，以他为中心，像母亲一样纵容他满足他。当吉洛特全身心地投入毕加索的生活时，却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毕加索“从未了解过她”。生活中的毕加索“粗暴、残忍、冷酷无情，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
他以为自己是上帝，可他不是，这令他烦恼”。吉洛特对毕加索的其他几个女人也相当熟悉。她说：“毕加索永远在对所有人撒谎，为的是让她们顺从地围绕在自己身边。”而毕加索自己也声称，爱情这种事情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爱情的证据，这种证据就是他人对他的生活和绘画绝对的服从与服务。
毕加索常常问吉洛特：“你为什么总是跟我对着干？”吉洛特说：“因为我们之间有对话，不是你的独角戏。所有人都对你说‘是’，好像围绕着一个国王，而我却要对你说‘不’。”
毕加索显然喜欢这种对抗。吉洛特说，当别人对毕加索说“是”时，他感到有权威，但同时也会很孤独。她能感觉到，毕加索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人。
在吉洛特看来，毕加索给女人画像，就是一种诱惑她们的方式。其他女人的悲剧在于，她们非常乐于见到毕加索终日以自己为模特进行创作，自以为很重要，“她们通过肖像画来认同自己。
一旦毕加索歇手不画她们了，她们的一切也就完了”。而吉洛特则没有陷进去，她欣赏毕加索的才华，但不屈服于他的强势。“我从没有被封闭在自己的肖像画里，从而没有成为他的俘虏。他要我像其他人一样服从他，但我偏不。”
倔强的吉洛特以各种形式出现在毕加索的作品中，可能是花朵、樱桃，也可能是穿着铠甲的武士，或者龙虾。“他画了一系列身穿盔甲的中世纪武士，骑着高头大马，腰身很细，那就是我。”吉洛特说，“他抱怨我从不卸去盔甲，我说：‘是的，因为我不想被杀掉。’他还画了很多龙虾，那也是我，外面有一层保护壳。”
吉洛特明白，毕加索即便是在创作一幅女人肖像，也是在画他自己。他的所有绘画都是他的生活日记。的确，毕加索的一切都属于绘画，他曾经放言：“每个人都有相同的能量潜力。普通人在十几件所谓的小事里浪费生命，而我的生命只关注一件事：我的作品。所有别的都要为绘画而牺牲，包括我自己。”
——这是天才的思维，不是常人的思维。两个才华横溢的艺术家。
钉子碰钉子，互不相让，结果是分手。1953年，吉洛特厌倦了“和一座历史纪念碑一起生活”，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了这个“强悍的怪物”，用继承的一笔遗产在巴黎购置了一套公寓。她说，若不离开毕加索，必会被毕加索“吞灭”。
他诱惑她，没有人感到奇怪，但是在共同生活10年之后，她离开他，却叫世人震惊，也令毕加索震怒。气急败坏的毕加索说：“没有人会离开像我这样的男人，你这是径直走向沙漠。
从今往后，人们对你，不会有别的，至多有些许好奇，好奇于一个曾与我的生命如此亲密的人。”
不过毕加索错了，在离开毕加索之后，吉洛特没有陷入沙漠，相反，却依靠“我偏不”的精神，走出了一段独立、持久、多姿的人生。她此后有两段婚姻，生了第三个孩子，结识了很多朋友，出了两本畅销书，绘画事业有成。
1964年，吉洛出版了《与毕加索的生活》（Life with Picasso）一书，深入描写了毕加索的艺术才华、暴躁脾气、顽皮幽默以及生活中的阴暗面，包括他和妻子、情人、缪斯、模特之间的纷纷扰扰。
这本回忆录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单是英文版就卖出了100多万册，成为研究毕加索的重要文献。而这本书也深深触怒了毕加索。他愤然起诉出版商，但是败诉了。
判决后，毕加索打电话给吉洛特：“你赢了，好啊，我向你致敬。”——他一向钦佩胜利者。这也是他们之间的最后一次通话。
强势在毕加索这里。在毕加索“要么我，要么她”，“凡是吉洛特的朋友，就是毕加索的敌人”的压力下，谁要想成为毕加索的座上宾，就必须否定吉洛特的回忆录。许多人不得不与吉洛特断交。
毕加索和吉洛特长期以来的经纪人也不得不终止了与吉洛特的合同。但这位经纪人为吉洛特接洽了另一位经纪人，帮助她继续她的绘画事业。
也许是作为报复，毕加索迅速从这段感情中恢复，一年以后就娶了新妻。而吉洛特也走出了自己的生活道路。在经过与法国画家卢克·西蒙（Luc Simon）的一段短暂的婚姻之后，1970年，吉洛特终于找到真命天子，嫁给了另一位20世纪的天才，小儿麻痹症疫苗的研究先驱、索克生物研究中心主任、美国人乔纳斯·索克（Jonas Salk）。他们相伴了25年，直至索克1995年去世。
1969年，吉洛特去洛杉矶办画展，经人介绍认识了索克。吉洛特起先对索克不感兴趣，因为在她眼里，科学太枯燥了。可索克却对吉洛特一见倾心，紧追不舍。
吉洛特回忆道，她从洛杉矶去纽约，索克也随后跟了去。一天下午，他请吉洛特去Rumplemayer's喝茶，他没有点茶，而是要了开心果和香橙冰淇淋。吉洛特心想，一个在下午茶时点开心果和香橙冰淇淋吃的科学家，看上去和别人不太一样，有点意思。纽约以后，他又追她到巴黎。几个月后，他向她求婚。
吉洛特起先没有答应。“我不需要结婚。”
她说。“但处在我的位子上，我不能不结婚。”
他说索克给了吉洛特两张纸，
让她分别写下结婚和不结婚的理由。
客观地说，在吉洛特所获得的关注里，有相当一部分是因为她跟毕加索的关系而来，但吉洛特坚持自己的独立性。当被问及毕加索对她的影响时，吉洛特说：“艺术不会像传染病一般，让你可以清清楚楚地说自己得了或没得。
即便你得了艺术上的传染病，你也得依靠自己发展下去。”“我不愿多谈毕加索，我已经完成了对于毕加索的回忆所应尽的责任。我有独立的艺术事业，我之所以是今天的我，不只是因为我曾与毕加索共同生活过。”
女儿帕洛玛也赞同母亲：“假如我母亲没有认识我父亲，她原本是有权被称为艺术家的。然而，从某种原因上说，由于认识了我的父亲，令她丧失了这个权利。人们总是不情愿把她也称为艺术家。”
儿子克洛德更认为，母亲的作品对毕加索产生过很大的震撼，“他们之间建立了一种对话”。用此次展览的策展人的话来说，我们想展示的内容之一，不是吉洛特如何脱离毕加索，而是毕加索如何一点一点地脱离她。
吉洛特画得很好，是一位严肃的非常专业的画家。这个联展不是一个关于毕加索的情人的展览，而是两位艺术家在视觉和概念上的对话。
的确，吉洛特不仅只有毕加索的情人、缪斯兼模特儿的标签，她是一位艺术家、批评家、对话者、沙龙女主人、孩子的母亲。事实上，在认识毕加索之前，吉洛特已是初有成就的艺术家，日后尽管受到毕加索立体主义的影响，但吉洛特却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走出了独立的道路。
隔着60年的时光回望过去，吉洛特说她对于和毕加索在一起的每一个时刻都不后悔。“他的艺术令人叹服，但他的为人的确存在瑕疵……毕加索的爱主要是占有，而非给予。
从好的方面来讲，他很智慧，你和他在一起，听他说话，看他绘画，感觉是在目睹一个奇迹，这就是他的给予。”“他促使我去发现自我，从而幸存下来。对此，我感激他。
是的，在毕加索的妻子和情人们痴缠、发疯、自杀的故事堆里，吉洛特幸存了下来。在离开毕加索的60年里，吉洛特不怕回忆，但不愿过多回忆，也不只有回忆，而是活出自己，活在当下。
她的作品为纽约现代美术馆、巴黎现代美术馆等知名的博物馆收藏，她举办过50多次展览，出版了12本书，1973年被任命为学术期刊《弗吉尼亚·伍尔夫季刊》的艺术总监，1976年成为美国南加州大学艺术系主任，八九十年代在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做设计工作，1990年被法国文化部授予荣誉骑士勋章，2010年获得法国总统所授予的国家荣誉勋章——这是法国最高的艺术奖项。
“如果认为应该生存下去，那你总有办法生存下去。我没有征得任何人的同意而成为今天的我。”——依然是那个对毕加索说“偏不”的女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