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国势渐走渐衰，诗人命运载浮载沉——读《长安客》

时至今日，谁要说自己是个诗人，恐怕并不能得到太多青眼。

无它，在讲究效率的今天，诗“没有用”。

即便在诗人与诗歌灿若群星的大唐，诗人的命运也很尴尬，他们总抱着“经世济民”的热望，但当政者总把他们当作消遣，这种消遣，还得在权贵们生活惬意的时代，诗人们的生活才能得到一些滋润。否则，诗人们得不到供养，一样要为柴米油盐奔走，肩不能挑的诗人们，遇上乱世，过得也是狼狈不塂。

也许是文人本色的缘故，85后作家北溟鱼在清华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即使远渡重洋，辗转求学于英伦、北美，最终从事了市侩的律师行业，内心还是念念不忘那个盛世大唐中，那些徘徊于长安的文人骚客。

她在密歇湖畔写下的《长安客》，以唐代诗人的际遇，诗人的作品为视角，描绘了一段大唐由盛而衰的历史，那些耳熟能详的名字，内心挣扎于精神与物质之间，身世沉浮于权贵的好恶与取舍之间。而权贵，却总是倾向于自己的权益巩固与上升之间。

诗人们，或懂，或不懂，或懂了也不做，因此，他们的命运总是狼狈居多。

那一年，李隆基贵为天子，也全不了爱情与亲情，更无从庇佑李白的狂放。

自李隆基当政的天宝年间始，大唐由盛转衰，历史课本上是这样写的。

这位隐忍了许多年，打杀了伯母韦后与堂妹安乐公主，拱走了老父亲、老好人李旦，伏击了亲姑姑太平公主的铁腕皇帝，在坐稳江山后，其文艺本性释放出来。

他有梨园，养一班文艺青年。他放飞自我，不惜抢儿媳为妃。他亲近自家兄弟，甚至同寑，谓左右曰：兄弟情天至境，于我岂有异哉。

然而，最终皇家亲情敌不过政治利益。

人告自己的兄弟薛王有异心，结果，一场兄弟亲情再无法演下去。开元8年（720年），歧王李范，薛王李业在一夜之间都被赶往封地。公元737年，李隆基又一气儿“日杀三王”。这个时候的李隆基，纵有心培养亲情，但还提着警惕，不让任何有觊觎自己宝座的机会。

但也许是时间长了，他有所放松，在有心人的一再提醒下，他对安禄山的异状不以为然，终致“安史之乱‘。

这一下，众叛亲离。

贵妃”婉转蛾眉马前死“，儿子在多年父子相疑的阴影下找到机会分兵而去，进而自立为主。

李隆基尴尬，回到长安后更尴尬。当然，他的文艺班子早已星散，李龟年流落江南，旧识杜甫与他相逢，写下那首著名的《江南逢李龟年》。他的儿子，对他不冷不热，再不许他高朋满座，更不喜见他在城楼上与百姓挥手。

明皇曾经亲近过的”谪仙人“李白，更是无从过问。

在玄宗岁月静好的时节，苦苦寻求达闻天下的李白，终于曲里拐弯得见天颜，浓笔重彩书写”春风拂槛露华浓“，见证明皇与贵妃的爱情日常。他二人之间的离散，后人多传是太白不容于皇帝身边人，实际上，狂放的李白，不想只是成为明皇的消遣，他想建功立业。

只可惜，权力斗争不容许性情诗人在里头打滚。纵情诗酒也不符合公务员的行止。

李白走了，李隆基其实也没有挽留。在这位皇帝的心中，还是理智占上风。他曾在李白狂放时讥他”固穷相也“，就如后世乾隆皇帝对纪晓岚的态度一样：实不过以倡优蓄之。

郁闷的李白，再多的酒也化不了他的愁肠，五旬之际，还不能放下。

于是，他参与了永王李璘的起兵。之所以不急着说他是参与了叛乱，乃是因为李璘的领兵，本也是老皇帝的安排，只不过，此时李亨已经占了先机。

可惜李白壮志未酬，更悯于他的奋力一搏折了自己。

任何一个帝王都不愿卧榻之侧尚有他人，于是，从者李白被流放。

李隆基当然救不得这位从前的”翰林待诏“，他连高力士都庇佑不了。

权力斗争如此残酷，父子兄弟尚不能全，何况顺遂时锦上添花的诗人？

王维抓住了一丝机会，却从此困于物质尘世与精神自由的博弈之中。

王维的机会要好一些，他不像李白，身世暧昩，他可以堂堂正正科考，自身的才具让他得中进士，有了做官的资本。

然而，做官本也不易，并不是中了进士即刻授官。

家有老母弟妹嗷嗷待哺，他得先要生存。尽管，他更喜欢的是尘世外的东西：书画，参禅，悟理。

而今，他要安于俗务，甚至，媚于权贵。

他调动全身的口才与幽默，陪着玉真公主聊天，得到登第的机会。他辗转于王公贵族之家，听着宁王当着一众人的面，问重金夺来的卖饼郎之妻，还想不想前夫？卖饼郎妻看着讷讷的穷前夫，双泪垂颊。宁王很满意这样的戏剧场面，令王维等赋诗。

王维第一个提笔成诗，他内心有没有惊异于权力践踏情感的肆意？天知道。

王维的内心无从追究，但他的逢迎，终于让自己在官场获得一席之地。

要不要矫情呢？他后头还有四个无业的弟弟，还有没嫁人的妹妹呢？

也许，他更有勇气，毕竟，李白可以不管子女的前途，他却担起了长兄的责任吧。

但他的谨慎也免不了缝隙，王维卷入了歧王的疑案，他给歧王写赞诗若干，被牵连是一定的。他被贬济州司参军，等到玄宗封泰山，心情大好，才遇赦而还。——自身命运总是不由己。

幸好，王维遇上了文艺老年张九龄。得授右拾遗。然而，朝廷风向多变。另一大佬李林甫粗鄙无文，更不喜欢附庸风雅、不办实事的读书人。王维在其中，如覆薄冰。他想走，又不敢走。毕竟”小妹日长成，兄弟未有娶。家贫禄既不薄，储蓄非有素“。

官做得无聊透顶，尚要微笑着为宫中画画，且要写诗祝贺各位权贵不大不小真真假假的功绩。他的天才与骄傲，被迫消磨于世事俗务中。

但王维与李白不同，他有生存的自觉，责任的自觉，他不能“明朝散发弄扁舟”。

似乎，他更坚忍。

他也曾，在长安城里漫游，与大德高僧闲谈，也曾与南宗顿门的道光禅师习研顿教。

然而，他与佛教的距离也到此为止，他不能更进一步舍身为僧。

况且，就舍身他也难窥天道。那里还是一个势利场。

所以，王维的注意力加倍在日常生中最微小的花开花落。或许，这就是他的顿悟之道。

帝王尚不得适意，依附于上的诗人们更是捉襟见肘。

“安史之乱”后，大唐盛极而衰。

皇帝们此起彼落，诗人们东倒西歪。

杜甫适逢“安史之乱”，他紧跟肃宗的脚步，不远万里投奔，虽得皇帝赞赏，然国事日多，这位千头万绪要理的皇帝，也对以诗名出众的杜甫无力关照，任他四处奔波，忧国忧民，病死他乡。

其后白居易认为自己受到喜好文学的宪宗赏识，当要报答知遇之恩。却不曾想他多次谏诤让宪宗不悦，“武元衡”之事更是让苦于藩镇的宪宗左右为难。

于是，白大诗人的贬谪成为意中之事。

而同时期的刘禹锡，柳宗元，已入机要，二人政治热情高涨，却难免朝堂换主，在顺宗时代败落，各各贬谪，以诗相慰。

叹大唐上下，诗人浮沉，李杜光芒，彼时难放。

诗无用，诗人更无用。有干才如白刘柳，尚可略展头角。余者只留诗名于后世。

身世浮沉，于诗人而言，不幸。于人类历史而言，幸甚，他们的不得意，却让后人在辞章上窥见历史的细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