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马盟书研究者、释读者考古界传奇张颔

原载《山西晚报》2017年1月18日，记者：孙轶琼

原标题：侯马盟书研究者、释读者考古界传奇张颔先生逝世

寒风凛冽，大地同悲。今日，侯马盟书的研究者、释读者，当代著名的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书法家、 山西省文物局原副局长、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张颔（hàn）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1月18日17时25分逝世，享年98岁。继柴泽俊先生之后，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山西痛失两位文博大家，让整个文博界蒙上了浓郁的哀伤。

张颔先生，1920年农历十月初七出生于山西介休，自幼家境贫寒，但因酷爱文史学科，博闻强记，苦学成才，其研究领域广涉古文字学、考古学、晋国史及钱币等，先后出版了《侯马盟书》《古币文编》《张颔学术文集》等著作，其作品把考古学、古文字学、历史学融为一体，在中国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1965年，他主持了山西侯马东周晋国遗址的发掘工作，经过十余年的艰苦钻研，于1976年发表巨著《侯马盟书》，当即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在这漫长的十年里，张颔先生即使被关进“牛棚”，但依然潜心做研究，没有几个人能做到，也因其对文物考古事业的执著，被人称为“传奇”。在山西文博界，张颔先生是每个文物工作者心中的偶像。最终，《侯马盟书》的出版为晋国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佐证，被国内外史学界公认为新中国考古史上的一项重大贡献。此外，张颔先生在诗文、书法、篆刻方面也颇有造诣，在国内外都享有极高的声誉。

近两年，张颔先生饱受病痛折磨，因肺部感染、心血管疾病等问题，频频在医院治疗，基本靠药物来维持生命。去年年底，张先生因心脏出现衰竭再度入院，但因久病的缘故，已经对普通的抗生素产生了抗体，医生曾多次下达病危通知书，但张先生一直在顽强地跟病魔做着斗争。据其儿子张崇宁透露，张先生在精神状态好的时候，偶尔还能跟人说说话，但血压和心率一直太高，用药物也无法控制，身体各器官极度衰竭，最终因医治无效撒手人寰。

张颔先生的学术贡献

辨认鸟“书”

1961年，山西万荣县庙前村后土庙发现错金鸟虫书戈一对，形制相同，上有鸟书文字。张颔就此器作了详细考证，认出六个鸟虫书文字是“王子于之用戈”，列举大量文献、实物铭文及楚辞中的证据，证明春秋时已有人名单称的惯例，说明此戈确为南方之器，进一步论证了吴器流入晋国的原因。

为“庚儿鼎”定名

1961年山西侯马上马村东周晋国墓葬出土了两件带有长铭的大铜鼎，张颔先生考释了该鼎铭文字形、字义和内容，判定其为东周时期徐国之器，当是晋大夫受赂之器。他根据铜器命名的惯例将其定名为“庚儿鼎”，使之成了考古学上的“标形器”。

为“古彝器”辨伪

1952年从古董商手中购得一件古铜壶，学者多认为是春秋齐国陈僖子田乞之器，有断代意义。张颔则认为仅据残缺的一半字形“喜”来认为证据欠足，且齐器多书人名不书美号，可知此壶断非陈僖子之器，也谈不上具有断代意义，廓清了对该器的两种偏颇之论，断定了该器的客观科学价值，对辨别古代彝器的真伪提供了宝贵经验。

慧眼识“匏壶”

1973年山西闻喜县出土战国时带有鸟头盖的偏颈陶壶。张颔作文考证该器形制的含义，指出这件器物即古文献中所说的“玄酒陶匏”的“匏壶”，即盛玄酒（水）用的礼器，是张颔考古与天文学相结合进行学术研究的代表性例证之一。

解读“盟书”

1965年，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在侯马发掘晋国遗址时，出土大量带朱红色文字的圭状石片，张颔闻讯从原平赶赴侯马，仅用五天时间就对刚出土的少量材料进行研究，写出了《侯马晋国遗址发现朱书文字》一文。1976年，先生又发表巨著《侯马盟书》，当即引起海内外学术界高度重视，中国历史博物馆古代史展览依据先生的研究结论重新进行陈列，日本、香港等地学者相继发表有关盟书的研究文章，有学者认为“盟书本身就是我国考古史上的一个重大收获，但该书的编者并未仅限于把它‘客观’地报导出来，而是把这一重大收获放到春秋末期晋国的历史环境中进行考察……从而使这批盟书的历史价值远远超过了它作为重要文物发现的意义”。

张颔先生生平

1920年 出生于山西介休县城西北坊庙底街凭居之郭宅。

1928年 入县城西北坊初级小学读书。母亲去世。

1932年 入县城高级小学读书。

1935年春 高小毕业，参加行余学社学习书法、篆刻。

1936年春 赴湖北樊城协玉号学生意。

1939年冬 回山西乡宁县，参加抗战。

1942年 在孝义战地动员工作委员会任秘书。后在吉县由杜任之介绍与国民党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发生联系，开展地下工作。

1945年 光复后回到太原，任同志会太原分会宣训特派员。

1946年 办《青年导报》《工作与学习》杂志，出版短篇小说集《姑射之山》。

1947年 在省议会任秘书。

1948年出版改写诗集《西里维奥》。赴北平，任文法学院主任秘书。

1949年 任华北大学十区队102队队长。

1950年 调回太原，任省委统战部干事。

1958年 任中国科学院山西分院考古研究所所长。

1959年 任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考古所所长。

1960年 任侯马考古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考古队队长。

1962年 撰写《山西万荣县出土错金鸟书戈铭文考释》刊《文物》杂志。

1965年冬 赴侯马考察研究出土的盟书，撰写《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文字》，刊《文物》杂志。

1966年 “文革”起，受批斗。

1973年 受命整理研究侯马盟书。

1976年 《侯马盟书》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1980年 赴长春参加中国古文字学会成立大会，当选为常务理事。

1981年 赴西安等地开会并收集古货币文字资料。

1983年 中国古文字学会第四届年会在太原召开，主持其事。

1991年 离休，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

1995年 《张颔学术文集》由中华书局出版。《剑桥名人词典》收录并颁发证书。

1997年 在省文联大楼美术馆举办“张颔书法展”。

2004年《古币文编》由中华书局出版。

同年，受邀为西泠印社“社员”，这是这家国内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金石书法篆刻学术性团体成立百年来邀请加入的第一位山西会员。

2005年 央视《大家》栏目为之拍摄专辑，是山西入选该栏目的第一人。

2007年 《侯马盟书》修订，由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

2009年 省文物局举办“着墨周秦张颔先生九秩生辰文字殿暨生日庆典”。

2012年春 山西省文物局授予“文博大家”称号。

记者手记 　　与张颔先生的最后一面

1月11日，已经被雾霾笼罩了许久的龙城终于放晴，我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工作人员约好，要去山西大医院看望张颔先生。未见面时，我心里想，在这样阳光普照的日子看望先生，兆头很是不错，希望张先生能够摆脱病魔的困扰，回家过个春节。

当我静静地推开病房门时，就看到了躺在病床上的张颔先生，阳光洒在张颔先生的脸上，他看上去脸色更加苍白。鼻子上插着鼻饲管和氧气管，身旁的监视器滴答滴答地响着，这些仪器监测着他的心脏和血压。要知道，正常的心跳一分钟70多次，而张先生的心跳平均在110次左右，严重的时候甚至飙升到200次。这样的局面让医生们非常矛盾，张颔先生是因为肺部感染入院的，但是为肺部消炎的同时，会加速心脏的跳动……

当时，护士刚给他量了体温，临走时还不忘说一句：“张老，太阳出来了。”

因为是医院的“常客”，病房的护士们早已把张颔先生当成了自己长辈，不管谁来巡查，都会跟张颔先生说几句话。最开始，张颔先生还有应答，最后就只能勉强抬抬手。去年12月，张颔先生最后一次入院，那时身体各器官都出现了衰竭，医生立刻下了病危通知书，让子女们24小时陪护，要求一刻都不离人。在我去看望的当天，正好是其三儿子张崇宁值班，他说能在医院陪着父亲，反而很踏实，最怕在家里时接到电话。那种对父亲的牵挂和不舍，对生命的无力感和悲凉，让我听起来有些难过。

还记得我上一次偶遇张颔先生，是在第一届文博会上，那时的他被家人推着逛展会，遇到一些艺术品收藏摊点，还会拿起来看一下，家人说要给他买一个玩儿，他则微笑着默默地摇摇头，笑起来温文可亲……可此时的张颔先生，瘦得脱了形，瘦骨嶙峋的双手蜷缩着，只能看到干瘪的血管泛着青色。也因为太瘦，那些维持着先生生命的营养液和药物，只能通过其肩膀后面的大动脉输入身体。难以想象，这些管子和液体同时施加在一个人身上，是多么难受的事情。

张颔先生始终闭着双眼，眉头紧锁，在氧气面罩下急促地呼吸着，一声、两声……让我和随行的工作人员面面相觑，颇为心疼却又不知道能做点什么。“老年人就怕肺部感染，早上刚吸了痰，现在状态还是不错的。”或许看到我们难过，张崇宁趴在张颔先生耳旁说，“爸爸，有人来看你了……”听到这句话，张颔先生呼吸急促了一下，费劲地说：“谁来了?”于是，记者自报家门，老先生似乎想说些什么，可实在没有力气，就点了点头，双手略有抽搐，似乎想抬起。

看到张颔先生主动搭腔，张崇宁紧张的心略微放松了一下：“老爷子今天状态不错，还知道跟你们主动说话呢。”随后，张崇宁跟张颔先生说，“爸爸，你睁开眼看一下……”老爷子睁开了眼睛，双眼有些浑浊，眼神也较为空洞，张崇宁把手在张颔先生眼前一晃，眼神没有任何游离，“好像老爷子已经看不见了……”

在我停留的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张颔先生的咳嗽声不绝于耳，对于陪伴其左右的张崇宁来说，早已习惯，但对于我们这些外人来说，那声音声声敲入内心。看到父亲还能与人对话，张崇宁乐观地认为父亲的身体略有好转，而我们也盼望着先生能挺过这一关，迎接新春的到来。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我与张颔先生的这一面，却成为永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