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制度为教师减负(新华社)
2019-12-23
2019年,基层减负年。岁末年底,我们也迎来了教育减负的“重磅”新闻。日前,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不仅学生要“减负”,广大中小学教师,同样背负众多不合理的工作负担。教育部调研小组发现,中小学教师周平均工作时间约为60小时,是法定工作时间的1.5倍。
只有让教师从各种“表哥”“表叔”中解脱出来,从繁杂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才能“轻装上阵”。
中小学教师之负,为何减?减什么?怎么减?本期议事厅邀请教育领域权威人士,以及新华社记者采访一线教师,同时征集了热心网友的留言,为减负措施真正落实提供参考。
策划主持:黄海波
访谈嘉宾
教育部教师司一级巡视员 刘建同
教育部教师司副司长 宋磊
贵州省教育厅二级巡视员 龚宁
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小学校长 刘希娅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 李新翠
落实好才是真的好
受访者:王晓、李佳、海鑫 (宁夏 小学教师)
岁末将至,不少教师在总结本学期工作之余,也对新的一年、新的学期充满期待。
《意见》的出台,不少中小学教师表示,很多措施都说到了心坎里。有了减负文件做“靠山”的新学期,三位年轻老师表达了他们的新期待。
将好文件落实好。
2020年,将是27岁的王晓从教的第五个年头。“《意见》说得很好,但落实好才是真的好。”王晓说,读大学时他觉得教师的工作就是把课教好,但工作后发现,要用不少精力来对接上级检查,因为厅、市、区三级部门,每年来检查一次就至少是三次,何况很多时候都不止一次,不少检查都要准备材料,此外还有文明城市创建等工作需要参与。
王晓说,《意见》提出要减少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事项,他期待能看到地方出台更加细化的减负清单,同时希望在落实《意见》时,避免开中小学教师减负大会、要求写会议学习笔记、填负担调查问卷、准备减负督查材料等形式主义举措出现。
让各类“进校园”频而不烦。
32岁的李佳在进入教师队伍之前,在一家省级体育协会工作。“现在动辄就提从娃娃抓起,往往是娃娃没抓起,先把老师精力‘抓’住了。”当体育教师的李佳说,现在法律进校园、环保进校园、廉洁文化进校园、非遗进校园、垃圾分类进校园等各种“进校园”占用教师不少精力,这些“进校园”本身无可厚非,关键是其背后往往会有督查检查,甚至要求留痕,有些还影响原有课程安排。
“既然各类‘进校园’都那么重要,为何不能通过课程设置来确保‘进校园’的内容成为学生课堂学习的内容呢?”她说,希望能对各种“进校园”活动在课堂中进行统筹,同时,最好能对其予以区分并区别对待,让“进校园”频而不烦。
减负之后更应注重提质。
一些教师表示,减负政策落实后,教师能腾出更多时间和精力,希望能有更多学习、培训机会。“之前是给学生减负,现在教师负担也日益受到重视,我认为,减负其实对教学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在一所乡村小学担任校长的海鑫说,希望给予青年教师更多更有针对性的培训,让大家开拓眼界、提升能力。
本报记者何晨阳
(本组受访教师为化名)
作为教师,觉得太好了,给教师留更多时间用于教育教学本职工作。愿落地! ——网友“潇潇”
任何制度的初衷和结果都在于不折不扣地落实到位,要给予学校老师更多自主权,有健康的制度才有积极向上的干劲,才能切实做好教育。
——网友“若夫翛然”
希望能有说“不”的权利
受访者:魏涛 (河南新乡 中学语文教师)
教龄26年的魏涛,是河南一所农村中学的语文教师。说起工作负担,他苦笑:“人家城里老师是教研压力大,我们天天折腾得晕头转向,都不知道在忙啥。”
不像一些城市学校有教导处、政教处、保卫处,人员各司其职,农村学校什么活儿都靠教师,用魏涛的原话讲,“没有闲人专门做这些事”。校园安全、环境卫生、宿舍和食堂管理……很多工作看着不是多大的活儿,干起来却很占精力。
魏涛所在的学校,位于两个县城的接壤地带,学生流动性大,日常教学管理就很困难,更不用说政教卫生等问题了。
魏涛除了当班主任、教一个年级的语文课,还负责学校后勤工作,他最怕的是上面来检查。“检查本来是好事,督促我们更规范,就是手续太多,要求的书面材料多。像安全检查,要查监控,查白班记录、夜巡记录,有照片没文字也不过关。很多工作,不留痕相当于没做,老师有点空就赶紧补材料,忙着到处印‘脚印’。”
繁琐的各种检查,导致学校的经济压力和人情负担也重。“人家早上8点来、11点走还好点,要是后半晌来了,12点还没结束,那就麻烦了!”
魏涛“吐槽”后勤工作,“标语必须得上档次,普通一点的材质,花15块钱,不也是个标语吗?非得用几十块上百块的,追求全新面貌。比如有机玻璃牌,像信封一样,一张A4纸插进去。要求说必须得用PVC的,咱也不懂是啥材料。”
非教育部门占用师资力量,更加剧了教师负担。魏涛任教这二十多年,对身边这类事情已司空见惯。“编制都是有数的,但实际在岗的人数达不到。一般是比教育部门支配能力更强的部门来抽调,缺写作人才、缺有文艺特长的,五花八门都来借人,学校无限度配合,剩下的老师只能干更多活儿。”
《意见》出台,让魏涛有一种久旱逢甘霖的感觉。文件中指出的督导检查评比考核等事项名目多、摊派无关事务等问题,不少他都有过切身之痛。深受鼓舞之余,他心里也没底儿,政策到底能落实几分?
“希望学校尤其是基层农村学校,能有说‘不’的权利。一些出发点好的措施,也请多考虑不同学校的实际情况,不要太过机械和形式化,真正把宁静还给学校,把时间还给教师。” (本报记者双瑞)
一位朋友是村小学教师,他说除了日常教学工作外,村委会和乡镇教育主管部门经常找他写材料或填写表格。
作为农村文化人的教师,少部分文字功力确实很强,于是便成了领导的“猎物”!而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于是负担就加重了,难以更好地投入教学工作。
——网友“雄关漫道”
没时间把椅子“坐热”
受访者:郭雯 (山东济南 中学班主任)
北方冬季的天空,总在淡灰与浅蓝间切换。郭雯对此却常常后知后觉,因为她经常是天光初晓时出门上班,在新闻联播结束时下班到家。
30多岁的她,在山东济南一所公办初级中学任教,是两个教学班90名学生的语文老师,更是其中一个班的班主任。
“早晨大概6点多就要起床,上班路要半个小时。班主任必须在7点20分晨读开始前进班,然后7点40分准备上第一堂课。”郭雯掰着指头,讲着班主任一天的工作节奏:在日常上课外,每天半小时大课间,班主任要监督孩子们跑操锻炼;下午最后一节课,如果是自习,班主任要到班维持纪律;5点30分放学,班主任还要为孩子答疑、谈心,等班级值日做完,也就到晚间六七点的样子。
郭雯说,班主任的“十二时辰”看似有整有零,但真体验一次就知道,“根本没时间把椅子坐热”。学生感冒了,要班主任批假条;学校业务会要参加;班级文化养成、班干部培养,要班主任手把手教……在琐琐碎碎中,一天就这样开始和结束。
在郭雯的办公桌上,记者看到几个码放整齐的大笔记本。
“家访记录本、学生谈心本、主题班会本、教师备课本、听课交流本,是常用到的‘五大本’。”说起这“五大本”,郭雯颇有些无奈。学校要求教书育人日常留痕,老师既要动脑想、动嘴说,还要动笔写。
“这些笔记本属于班主任履职考核的范畴,要被定期抽查,内容只允许手写。”郭雯说。
采访中,郭雯手机屏幕不时亮起,弹出的消息框越攒越长。
“现在一线老师的工作群很多,时不时得拿起手机看看,怕漏过消息通知。微信和QQ加起来,大概28个吧。比如班级群、年级班主任群、年级学科教师群、年级教师群、全校班主任群、全校学科教师群、全校教职工群、教师志愿者群、党员教师群,还有参加校外培训的通知群等。”郭雯说。
对中小学教师减负,郭雯希望能有“两个少一点”:一是书面材料少一点,二是各类会议少一点。
郭雯说,教龄稍长、经验较多的教师,已将教案熟稔于心,与学生谈话谈心更是每天都在做的工作,不必手写留痕。大大小小的例会、业务会,则让老师分身乏术,挤占的都是教师进行教学备课与了解学生动态的时间。
“选择当班主任,并不是为了每月有额外津补贴,而是班主任的确是全面育人的重要一环。”郭雯说,当学生把自己写进作文里,当学生行为习惯、学习成绩有明显改善与提高,当看到学生在老师影响下逐渐成长,这就是对班主任的最好回馈。
“你还有时间陪自己的孩子吗?”在采访最后,记者问。
“早晨上班,孩子经常还睡着。傍晚下班,孩子9点就上床睡觉。其实我连‘两小时妈妈’都做不到。”郭雯说。 (本报记者萧海川)
全国县城中学都是住校,老师白加黑、5加2几乎无休息,早出晚归,城市学校下午4点半基本可以放学,但城市学生周六周日几乎都在校外教育机构上各种课外班,改来改去,也该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教育的路子了。
——网友“四水归堂”
课程表时常被“打乱”
受访者:宋欢 (贵州毕节 乡镇中学校长)
作为西部贫困山区一所乡镇中学的校长,宋欢既要管理学校行政事务,还要承担日常教学工作。尽管每天都比较忙,但比起这些正常的教学管理工作,牵扯他大量精力的还是各种会议和检查。
“自己过去是一名语文老师,但现在每天行政事务多,尤其是要应付各种检查、会议。只能选择教‘道德与法治’‘美术’等非重点考核科目。”宋欢说,但还是无法完全保障教学时间,课程表时常被“打乱”。
记者见到宋欢时,一大早去镇政府开会的他才到办公室。但会议内容并不是关乎学校教育教学,而是一家消防器材销售公司举办的消防培训活动。由于是来自上级的临时通知,他不得不调整上午的课程时间。像这样临时调整课程的情况,他和学校大多数老师都习惯了。
“严格来说,是不允许随意调整课程的。但没办法,这些都是上级下派的任务,基层学校只能无条件抓落实。”宋欢说。
宋欢所在的中学,在校学生有624人,在职教师只有42名。“按规定,学校师生比本就不达标。而且像语文等‘主科’又缺老师,但自己也不敢接。因为三天两头迎检、开会而调课,甚至停课,太耽误学生了。”宋欢说。
尽管教师有限,但很多部门还时常向宋欢“要人”,抽调教师做别的工作。今年6月份,县里要做脱贫攻坚画册,便抽调3名教师去参与写画册文案。迫于各种压力,宋欢只能无奈地应允,而抽调期间这3名教师的课程也随之调整。
宋欢说,这种情况并非特例,一学期有好多次。
在宋欢看来,受制于各种因素,自己所在的学校每学期那张课程表,很难完全原封不动地被执行下去,而在“打乱”课程表的诸多因素中,很多与学校教育教学无关。
除了“抽调的烦恼”,还有“什么都进校园”的影响。“现在很多部门工作都‘拉着’学校一起做,什么都要进校园。学校除了要准备资料、填写报告,有时学生还要被迫停课搞活动,很耽误学生时间。”宋欢说,以诚信进校园为例,有的银行有宣讲任务,便找学校配合,要求组织学生听讲座,然后拍照,做资料。其实,诚信知识在日常教育教学活动中都有,应有所侧重,别为了宣讲而宣讲,沦为形式。
宋欢负责的中学,还是一所农村寄宿制学校,有456名学生住校。由于只有1名临聘宿管员,老师们不得不轮流管理学生饮食起居。
“老师们白天要搞教学,晚上还要义务管理学生上自习、就寝等,经常待到晚上9点多才能回去。”宋欢说,教育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多方联动,但现在感觉更多责任和压力主要集中在学校。
不少基层教育工作者希望,这次中央出台的“减负”政策能有效落实,切实为基层学校和教师减轻负担。(本报记者骆飞)
责任编辑:郭旭晖 龚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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