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互仰慕、品性相近的君子之争 从司马光和王安石的关系谈起（新华社）

　　姜鹏

　　今年恰逢北宋著名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1019年-1086年）和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1019年-1083年）诞辰1000周年。在这前后几年里，过千岁生日的历史文化名人似乎是扎堆来的，前年是著名哲学家周敦颐（1017年-1073年），明年是张载（1020年-1077年），后年又是王安石（1021年-1086年）。在他们之前，欧阳修（1007年-1072年）、苏洵（1009年-1066年）早已过完千年大寿；而在他们之后，又有程颢（1032年-1085年）、苏轼（1037年-1101年）等重量级历史文化名人等着我们去纪念。北宋中期，是这批历史文化名人集中降生的时代，是人们公认的中国历史上文化最为发达的时期，与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正好形成一个千年呼应。

　　思想家严复曾说：“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之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致熊纯如信》）这段话的核心是宋代文化对后代的影响。严复认为，这种影响力至少在他的时代仍然存在，并且强劲。我们的时代离严复又过了百年左右，宋代文化的影响力是否仍然存在，其意义如何？这是当代人需要思考的问题。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则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正序〉》）同样是强调宋代文化的重要性，陈寅恪的侧重点与严复不同。陈寅恪更注重宋代文化成就的高度，认为它是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的巅峰阶段。这段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后半句：“后渐衰微，终必复振。”陈寅恪身处乱世，览古慨今，认为中国文化必定有复兴的那一天。他的期待，也正是今天中国人的期待。陈寅恪既然把对中国文化复兴的期望，和宋代文化取得的巅峰成就放在一起讲，是不是意味着宋代文化强大的基因，对于未来中国的文化复兴仍然会有帮助呢？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汲取这些养分？大师们的观察是深刻的，如何将古人优秀的文化基因转变为今天文化建设中有意义的内容，则是今人的责任。

　　说起司马光和王安石的关系，人们都知道二人是一对政敌。司马光和王安石政见的确不同，但他们之所争，是君子之争，都有一颗为国家为百姓的赤忱之心，并不是为了自身利益而发动的相互倾轧。最能说明这一点的，一是两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相互仰慕，二是无论哪一方掌权，不仅未曾打击、迫害另一方，反而爱护有加。此等高风亮节，值得后人追慕。

　　南宋著名诗人陆游在《跋〈居家杂仪〉》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熙宁元年（1068年）宋神宗召王安石入京（开封）赴职。因王安石身负天下重名，之前又连续几次拒绝朝廷征召。所以对于这次王安石是否会赴任，很多士大夫都吃不太准。在一次聚会中，对此事抱有好奇心的一些士大夫正好遇见了王安石的长子王雱。众人便问王雱，你父亲这次会入京奉职吗？王雱答会来的，但目前难题是尚未找到住处。众人便道，找一个住的地方还不容易？王雱说不是，王安石的意思并不是让他随随便便找一个住处，而是要和司马光做邻居，因为司马光“修身、齐家，事事可为子弟法”。司马光天性纯粹，修身严谨，这在当时士大夫圈子里有口皆碑。在齐家这一问题上，对于如何形成良好的个人行为规范，以及如何在此基础上建立和谐的家庭、家族秩序，司马光曾专门写过一部著作来讨论，后人称之为《温公家范》。显然王安石对司马光在这方面的思想与实践非常欣赏，所以才会交代儿子一定要跟司马光做邻居，目的也正是在于希望司马光正气、严谨的行事风格对王家子弟起到言传身教的示范作用。

　　如果说这个故事尚发生在熙宁变法王安石与司马光成为政敌之前，那么接下来的故事就更能说明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的争执是老成谋国的君子之争，而非为利益算计的倾轧。司马光反对新法的努力失败之后，离开开封，在洛阳居留了十五年。这十五年间，正是完成《资治通鉴》编修最为重要的时期。司马光之所以能安安心心地编修《资治通鉴》，是因为他虽为反对派健将，却未受到以宋神宗、王安石为首的当政者打击，更未因此遭受政治迫害。宋代士大夫文化中对不同意见的包容性，在这一事件上得到了充分展示。至公元1085年，宋神宗去世，王安石也早已被罢相。之后不久，司马光应太皇太后之诏，重回中枢主持政局，开启了对新法全面整顿的元祐时代。此时的司马光和王安石易地而处，司马光做了宰相，王安石则在野。

　　次年，王安石就去世了。司马光在得到王安石去世的消息后，给当时另一位宰相吕公著写了一封信，信的开头评价王安石“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这既肯定了王安石的品行才华，也指出了王安石好使人同己的缺点。接着，司马光说道：“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司马光预料会有些见风使舵的小人，在王安石当权时拼命讨好他，现在看到朝廷矫正新法的过失，必定又趁机百般诋毁他，为下一步投机作铺垫。所以司马光建议朝廷在处理王安石身后事上“特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司马光优待王安石身后事的建议，更能让人们看清楚，二者之间不仅没有私人恩怨，反而惺惺相惜，政见虽不同，但所争者皆为国计民生，不为私利。

　　司马光曾回忆早年与王安石共事的一段经历。那时二人资历尚浅，同在包拯手下做副手。有一年，官衙内牡丹花盛开，包公开心地置办了酒席，邀司马光、王安石两位后辈才俊共饮。司马光平日不喝酒，也不喜欢酒，但碍于包公的情面，勉强喝了几口。同样不喜饮酒的王安石却始终不顾及包公的感受，从头到尾一口都没喝。司马光从那次以后，就知道王安石的性格十分固执。其实，固执的何止是王安石，司马光真拗起来也不比王安石差。熟悉这两人故事的读者都知道，司马光和王安石的性格、行事风范其实很像。而他们的一些共同特征，有不少是值得今人学习的。比如，两人都很廉洁、节俭，又比如两人都不好声色。

　　宋人笔记《邵氏闻见录》中同样记载了一个王安石拒绝纳妾的故事。王安石的夫人吴氏，为王安石买了一个妾。王安石回家见到以后，就问这位新来的女子是怎么回事。女子如实回答，她本来是一位低级军官的妻子，丈夫负责监运粮食，结果承载粮食的船只翻沉，卖尽家财尚不足以弥补损失，所以只能典卖她来偿债。王安石听完，很哀怜这家人的遭遇，就让这女子回去和丈夫团圆了，且并未追索买她时花的钱。《邵氏闻见录》的作者邵伯温是著名哲学家邵雍的儿子，从政治立场上说，他是坚决反对王安石新法的。正因如此，故事反映出来的王安石私德，更有说服力。而邵伯温作为王安石一派政见上的反对者，能不以自身好恶为转移，明白地记载下体现王安石高尚品格的故事，证明在宋代士大夫中将政见公论和私德友谊分开、不相混淆的做法，是比较普遍的。这也正是宋人磊落光明，值得后人多多学习之处。我们在称赞王安石的同时，也应该记得为邵伯温点赞。

　　《邵氏闻见录》中紧接着王安石拒绝纳妾的故事，又讲述了一个司马光不近声色的故事。司马光的原配夫人未曾生育，古人重后嗣，在这一观念的驱使下，也是由夫人主动出面为司马光买了一个妾。谁知司马光对这位出现在家里的新成员不屑一顾。夫人原以为是司马光看到自己在家，不好意思亲近小妾，于是特意嘱咐小妾说，下次趁我出门的时候，你好好打扮打扮去书院找他吧。这位小妾的确趁着夫人出门的机会，打扮利索去找司马光了。没想到司马光非常惊讶地对她说，夫人都出门了，你怎么可以私自到我这里来呢？说完就把姑娘轰走了。

　　讲完这个故事之后，邵伯温总结道：“二公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皆同。平生相善，至论新法不合，始著书绝交矣。”邵伯温归纳的司马光与王安石相似之处，除了我们之前提到的不好声色、不恋浮财外，还增加了不爱官职一条。这一条非常准确。王安石在熙宁初赴京任职前，曾多次拒绝朝廷赠予的美差。而司马光在来到洛阳修《资治通鉴》之前，还拒绝了在枢密院任职的机会。枢密院和中书省对称两府，都属于当时的宰臣执政机构。两人品行上的相似性，也能让我们理解二人为何惺惺相惜，在激烈争论的过程中做到只谈公事，不泄私愤。唯有同样高洁的人，能做到这一点。

　　其实，在北宋高度发达的文化氛围中，士大夫洁身自好、公忠为国、包容异见，是很常见的现象，只不过司马光和王安石的交往是其中最典型的，也是最具有故事性的。北宋那些优秀的士大夫们为何能做到这一点？王安石诗中的一联名句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登飞来峰》）

　　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洞察社会与人性的见识，让这些千年之前的士大夫们登上了人生格局的顶峰。而顶峰之上的风景又进一步开阔了他们的视野，形成良性循环。此时，俗世中的纷纷扰扰，名利场中的熙熙攘攘，早就不在他们眼中了。我想，正是严谨修身、心怀家国、认真思考、努力实践的人生登顶精神，造就了那个时代一批伟大的人物，伟大的人物汇聚在一起，成就了一个伟大的时代。这样一种既卓绝、深刻，又宽容、厚重的文化品格，也正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的，中华文化终必复振的优良基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