驿站体系推动了清朝对边疆地区“直辖性”管理机制的建立与发展

驿站体系的发展有利于清朝对藩部地区驻扎的将领、官员及其辖地的直接管理，在内地行省与边疆藩部地区推进国家治理一体化进程。

以雍正时期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后设置西宁办事大臣为标志，清朝对藩部地区的治理方式开始发生重要变化，即依赖边疆驻防体系构建起对边疆地区的“直辖性”管理体制。在此之前，清朝对已经归顺的内外蒙古地区的管理主要依赖于理藩院体制，即通过笼络蒙古各部的王公贵族采取“羁縻”政策，对蒙古各部事务的处理，主要派理藩院司员临时前往，并不直接派驻常驻性的政治军事力量。清朝于雍正三年设置青海办事大臣，统辖军队，长期驻扎西宁，直接介入青海蒙回各部诸多事务的管辖。自此以后，清朝派往蒙古各地、天山南北的领兵将领在战后大多转化为驻防的将军、大臣，可以看作清朝将西宁办事大臣模式向整个藩部地区的移植与扩展。

通过连接各地的驿站，清朝皇帝得以与各地督抚、将军、大臣等频繁讨论各种军政事务。新疆准部、回部平定后，对是否在新疆设置行省，乾隆帝表现得非常谨慎。他原拟推行行省制，并派杨应琚为首任总督驻扎肃州。但依赖京师与伊犁之间的廷寄往返，驿马奔驰，在与前线将领阿桂、舒赫德等人“万里谈心”后，最终决定召回杨应琚，仿照青海的办事大臣体制，在新疆改行驻防制度。驿站体系的高效，使清朝的这一重要决策变得举重若轻。而且驿路上廷寄上谕、奏折的频繁往来也成为清朝在如此广阔空间内指挥、管理这些位高权重之大臣们的主要手段。乾隆三十年（1765年），乾隆帝指示叶尔羌办事大臣额尔景额调查南疆各处大臣的不法行径，额尔景额参劾前任和阗办事大臣和诚婪索伯克之事，和诚最终被斩于军前。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乌什办事大臣永贵向皇帝奏劾时任兵部侍郎的贵妃之弟、“国舅”高朴私自贩卖玉石之事，结果使高朴等9人被诛。

可见，作为国家的一种政治通讯和军事后勤基础设施，驿站的延伸体现了国家基础性权力在领土范围内的合法性构建。台站畅通，转输及时，是清朝在边疆地区构建权力体系、进行有效国家治理的必要条件。驿站体系的核心价值在于使传统王朝国家建立起一套政治、军事和经济等信息与资源以接力方式长距离输送的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清朝对边疆地区直辖性管理体制的确立。